最新站名：千夜阁 最新网址：www.qianyege.com
有一天，邓稼先在办公室哭起来。于敏、周光召推门进来，都愣了：“老邓，怎么了？”邓稼先说他刚刚接到消息，他的三姐夫被打成特务，三姐受不了，打开煤气，自杀了。
大伙都知道，邓稼先和他的三姐感情最深。三姐突然没了，他万箭穿心，难过得不行，抱头痛哭，哭了很长时间。众人都过来安慰他，他悲愤无言，两眼痴痴地瞪着天花板……
尽管一切都乱糟糟的，很多事情想不通，但邓稼先、于敏、周光召、胡思得等人仍然争分夺秒。邓稼先说：“氢弹设计不能停下来，再难也要按期完成。”
于敏说：“现在不抢时间，将来会后悔的，子孙后代会抱怨我们的。无论如何，我们的计划要加速进行！”
周光召提出，为了抢时间，也为了安全、保密，他建议，以后加班，就在办公室，尽量晚回家，或者不回家。
这个时候，刘杰被打成“叛徒”，人给拉到北京工人体育馆的批斗场示众。钱三强几次被抄家。刘西尧被周恩来任命为驻科学院联络员，可他也因“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勒令到核武器研究院接受批斗。张爱萍干脆给抓了起来，一关就是五年……
前面曾经提到刘少奇的大儿子刘允斌，他为第一颗原子弹最初的攻关，作出了自己的贡献。1962年，要在包头核元件厂建立锂材料研究室，为以后的氢弹研制打基础，需要从北京调人过去，有些人不想去，刘允斌主动报名，他说：“我爸爸总是教导我们好男儿志在四方，要干事业就要不怕天南地北地去闯才行。”
刘允斌去了包头核元件厂，到了后，把一些社会关系不好、原来准备遣送走的技术人员通通留了下来，团结大家一起研究氢弹聚变材料，并很快取得了成功。
就是这样一个极为优秀的人，“文革”爆发，刘少奇被打倒后，刘允斌被诬为刘少奇的黑孝子和苏修特务，惨遭厄运，爱到种种侮辱和非人折磨。1967年11月21日晚上九点多钟，他被批斗了一整天之后，满身伤痕，一瘸一拐地回家，和衣而卧。第二天凌晨，他在家属区西北方向的路轨上，卧轨自杀。
好人不见得有人报。很多人谈起刘允斌，爱用这句话。
造反派冲击二机部的专家，很快被周恩来知道了。周恩来为此气愤地拍了桌子，要求中央军委严肃处理，国防科委、二机部要认真做好善后工作，对一些专家该道歉的道歉，该赔偿的赔偿，并将处理结果报告中央军委。他还严厉要求，以后，一些从事机密工作的专家，名字不许上大字报。
周恩来发火之后，核科学家们的处境，相对好了一些。
聂荣臻也在想尽一切办法保护与两弹一星有关的科学家们。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是他在晋察冀的老部下，文革期间，卫戍区司令这个位置十分重要。1966年下半年、1967年上半年，聂荣臻两次找到傅崇碧，给了他一个名单，叫他派兵保护名单上的科学家，还特别叮嘱，一定要保管好涉及到国防尖端的机密材料。
一天，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命令造反派去揪斗七机部的专家。聂荣臻得到消息，马上给傅崇碧打电话，下令“无论如何要保护这些人”。于是，任新民、梁守盘等科学家们，被请到七机部的一座僻静的楼上。傅崇碧先是派一个连在楼下警戒，感到还是有些不放心，又派了一个加强连在此保护，对其它一些科研机构也加强了警戒。结果，造反派的计划落空了。
**很快知道了这事，她责问傅崇碧：“谁叫你保护这些‘臭老九’的？”
傅崇碧将军晚年回忆说：“我也不能讲是聂帅要我加强警戒，保护他们的。我就打了周总理的旗号，也打了毛主席的旗号。毛主席给我说过，不能叫知识分子‘臭老九’，还说：‘老九不能走’。就是这样讲的。”
傅崇碧就这样把**顶了回去。
115．一点小病，已经好了，什么都不耽误1966年12月11日上午，周恩来在京西宾馆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议，商讨国防科委和二机部关于氢弹原理试验各项准备工作的安排。周恩来头天夜里开会开到天亮，上午又去八宝山参加了一个追悼会，接着赶到京西宾馆，早饭都没有顾上吃。他刚坐下，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说：“总理来了，开会吧。”
周恩来疲倦地说：“你让我喘口气嘛。”
服务员端来一杯牛奶，放在他面前的茶几上。周恩来端起来，默默喝下，说：“可以开始了。”
李觉、张震寰汇报了氢弹原理试验各项准备情况。汇报中，李觉打开一张氢弹试验装置示意图，放在周恩来面前的地毯上，请他过目。图纸上面，左角上印着毛主席像，右角上印着“最高指示”。周恩来指着毛主席像，严肃地说：“这样把毛主席像放地上，我心里很不安，怎么你们也搞这一套啊？”
李觉摇头：“总理，是造反派提出来的，不这样不行，他们不依不饶。”
周恩来说：“图纸就是图纸嘛！把毛主席像印到这上面，不严肃嘛！如果谁不小心撕破了，滴上点墨水，不就又说不清了？又是一个政治事件！回去给他们讲清楚，这样不妥。”
李觉说：“好的。”
周恩来指指胸前：“我对毛主席是很尊重的，你们看，我就戴这一个‘为人民服务’。”
这次会议，原则同意国防科委和二机部关于氢弹原理试验各项准备工作的安排，同意在12月底或1月初进行氢弹原理试验。
会议即将结束时，周恩来问叶剑英和聂荣臻，还有什么要说的。叶剑英说，对于这次试验引起的放射性沾染问题，要严格控制，要选择适当的气象条件，掌握好高空气象，尽量避开、减少对试验场区下风附近地区的污染。聂荣臻则说：“没什么可说的了。我请求中央，批准我到核试验基地，主持这次试验。”
周恩来久久地望着聂荣臻，然后默默地点点头。
1966年11月下旬，寒风刺骨的罗布泊大戈壁滩，又一次迎来了参加核试验的大军，理论、设计、试验、生产、装配等等各路人马汇集到这里，准备进行氢弹原理试验。罗布泊再一次沸腾起来，严寒似乎退却了，政治风暴也暂时退却了。
1966年12月21日，氢弹装置空运到试验场。
但在场区指挥部，张蕴钰、张震寰、程开甲等人望着外面的风雪，却是眉头紧皱。因为各方面都准备得差不多了，就等天气了。这几天，场区云底高度只有600至800米，还下着间断性的小雪。
离年底不到10天了，还能抓住一个好天吗？
气象室报告，他们经过反复研究预测推算，得出结论，阴雪天气维持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短时好天。就是说，年前有希望让氢弹装置爆响。
氢弹装置吊到了110高的铁塔上，进入待命状态。
短时好天什么时候出现，是个必须说准的问题，因为”零时”定得比好天出现的时间早，就会出现全场焦急地在现场等天气；”零时”定晚了，短时好天过去了，就失掉了良机。
这一次，天气把指挥部的领导折腾坏了。
幸好，气象小组综合研究得出结果，预报12月28日中午，场区阴雪天气可能一度好转，出现适于执行任务的短时好天。
程开甲认为，”零时”选在中午最好，因为当放射性烟云到达下风方向的居民区时已是深夜，居民都在室内，不致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