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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点点头，拿起桌子上的红色电话机，直接给空军司令吴法宪打电话，让他马上派飞机到西宁接人。第二天，专家们乘坐的专机平安抵京后，聂荣臻才稍稍放下心来。
这一阵，聂荣臻正为所谓“二月逆流”问题而苦恼，明明是与林彪、**集团倒行逆施的反动行为而抗争，明明是为维护稳定国家大局，却被反诬为“二月逆流”，就连毛泽东都信了**一伙的鬼话，聂荣臻的检讨怎么也写不下去，他神情凄苦，气愤地把笔丢在桌子上。
核武器研制基地两派群众组织的代表，也坐火车来北京了，请求中央领导接见，周恩来已经同意在京西宾馆见。聂荣臻听说后，执意要去，身边有人好意劝他，“二月逆流”的事，正在风头上，还是少出头露面好，反正心脏一直不好，窝在家里，理由充分。他一拍桌子：“既然我现在还是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国防科委主任、国家科委主任，科学研究的事，我就要管到底！”
说罢，他坐车去了。
京西宾馆大会议厅内，周恩来、聂荣臻、罗舜初、张震寰、李觉等坐在主席台上。坐在下面的，是核武器研制基地两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各有十几人。他们分开坐，阵营分明，时不时互相仇视地瞪一眼。
接见开始后，先由聂荣臻宣布一个决定。决定说，核武器研制基地，是我们国家极为重要的地方，担负着国家十分重要的研究设计和试验任务。最近的事态发展，使正常的科研、生产秩序受到影响，工厂的安全受到威胁。国务院、中央军委对此十分关切。经周总理批准，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核武器研制基地实行军事管制。别人不得夺权，不准串连，“文化大革命”运动，只准在8小时工作以外时间进行，违者将受纪律处分。
两派的人，有些不满地议论几句，但迫于现场威严的气氛，很快住了口。
接下来，由周恩来讲话，他说，革命群众间，对某些问题有不同意见和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是正常的。但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一定要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做好团结工作，实现大联合。我希望研制基地广大群众、干部，在军管小组领导下，坚决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搞好基地当前十分重要的研究设计与试验任务。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宝贝，他们当然也有缺点，但你们不能随便冲击他们、批斗他们，更不能随便抄家。眼下，氢弹研制、生产正是关键时候，一切都离不开科学家，一切都应以这项工作为重。据说，法国就要进行氢弹试验了，我们怎么办？只能是快马加鞭，争取抢在法国前面。
两派的人，各自议论一阵。一派的头头站起来说：“我们强烈要求，加快氢弹研究步伐，抢在法国之前！”
另一派的头头也站起来说：“我们也强烈要求，加快研制氢弹，抢在法国前面！”
两派在这个问题上，居然出奇地一致。这真有点出人意料。
1967年3月份起，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等中央领导先后向核工业重要生产厂、研究所、工地共签发22份电报。在中央的关怀下，氢弹研制工作尽管在文革中举步维艰，却也从未中断。
118．像这样的科学家，为什么不能参军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很多党政机构被“砸烂”，处于瘫痪状态，就连中央政治局也渐渐被中央文革小组所取代。幸运的是，中央专委会没有遭到解散，工作没有被停止，当然，专委成员变化很大，第一批专委委员，差不多有一大半被打倒了。好在周恩来没有被打倒，专委的工作还能继续，这就从体制上保证了即使在混乱时期，也能艰难地推动尖端事业向前发展。
这是中国的幸运，不幸中的万幸。
人造卫星工程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和麻烦，首先是中国科学院乱了套。1966年9月7日，周恩来亲自参加了科学院声势浩大的“万人辩论大会”，期望让那里的运动降降温，但最终也无法阻挡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对“牛鬼蛇神”的揪斗。
后来人们研究发现，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也往往是“文革”的重灾区，出头闹事的，往往都是那些平常没机会露脸，业务上很一般的人，也许他们以前压抑久了，终于找到了“翻身”的机会？各单位真正的专家、业务带头人，往往都是受冲击的人。
科学院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也是闹得最厉害的地方之一，很多科研人员参与了派性斗争，几乎所有工作都被迫停下了。上级派来了军管工作队，实行军管，可就连军管干部都被造反派绑架了三次，呆不下去，只好撤了。赵九章因为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外甥，首当其冲，被扣上了“特务”帽子，横遭批斗，惨不忍睹。
七机部的情况，“文革”刚开始时，要好一些，到后来，也是乱得一塌糊涂。钱学森由于基本没受到冲击，这面“大旗”还在，所以科研工作也能往前推动，尽管阻力重重，令人焦头烂额。
中央专委会批准，以刚刚研制成功的东风三号导弹为基础，再加一级固体火箭，用来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这种改进后的火箭，命名为“长征一号”。在钱学森等人建议下，七机部批准任新民担任总设计师。
负责卫星地面测控系统的701工程处，由于是科学院的单位，受到了很大冲击，也是一塌糊涂，里边的人造反的造反，挨批的挨批，下放的下放，早就没人上班了。技术负责人陈芳允给扣上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国民党特务”的大帽子，所幸陈芳允平时人缘好，每天总是笑哈哈的，没跟任何人“结仇”，加之他“认罪”态度好，造反派对他还算客气，上过几次批斗台，但没受皮肉之苦。
701关了门，陈芳允只好赋闲在家。他闲不住，自己给自己理发，往脖子上围一块白毛巾，左手拿一面小镜子，右手操推子，理得十分在行。他还会做针线活，闲着没事，他把家里的衣服、袜子，该缝补的都缝补了，叠得整整齐齐，放进衣橱。
照这样子下去，卫星测控系统，不定拖到猴年马月。陈芳允焦急万分，但又无可奈何。再不抓紧，恐怕就要影响到卫星的发射。国家的大事，拖不起呀！
陈芳允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45年在英国一家保密性很强的无线电厂研究室工作，解放前夕回国，在国民党部队服役了一小段时间。他是一个难得的无线电电子学方面的精英天才。1949年，国民党强迫他去台湾，为了能留在大陆，他硬是咬牙用钳子拔掉自己的脚大拇指指甲盖，住进医院才躲了过去。前几年，国民党u2飞机窜犯大陆，大陆的雷达跟踪不上，空军通过国防科委找到他，他将雷达抗干扰系统进行改进，结果，雷达捕捉到了u2，击落了它，毛泽东主席为此还做过批示：“这个技术很好，我很感兴趣。”
听说聂荣臻元帅下令，让导弹试验基地把701接管过去，陈芳允着实高兴了一阵，但后来又没了动静，他整天六神无主的样子。终于有一天，有人找上门来，自称是导弹基地的副参谋长，叫乔平。乔平对他说：“陈芳允同志，我来通知您，科学院701工程处，不久可能要被导弹试验基地接管，先给您打个招呼，希望您积极支持基地的工作。”
这让陈芳允惊喜不已：“我早盼着这一天呢。”
乔平说：“701工程处的专家，如果本人愿意，都可以穿上军装，到部队来。”
陈芳允问：“我一个老头子，能参军入伍？”
乔平说：“只要本人愿意，就能。”
结果却让陈芳允很尴尬。
乔平代表基地到科学院办理接管701工程处事宜，701的人都可以参军，唯独陈芳允不能。乔平不解：为什么呀？他可是大名鼎鼎的无线电电子学家，1957年苏联第一颗卫星上天，他就计算出卫星轨道，还不可思议地测出卫星里面有什么内容。像这样的科学家，为什么不能参军？
科学院革委会领导告诉乔平，陈芳允在国民党军队服过役，他的历史问题，很复杂，一直没有搞清。政审这一关，没法过。这样的人，怎么能够穿上人民解放军的军装？
乔平一下子愣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