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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认为，现在卫星工程最大的困难，是测控网，不建好测控网，就是卫星研制出来，也没法上天，上去也没用。科学院的701工程处，是专搞测控网的，已经在打砸抢中陷于瘫痪状态，工程处的专家们更是人心惶惶，无法正常工作。得想个法子，把这支队伍保护好。聂荣臻说起不久前，总理给他打电话，说科学院乱了套，总理希望国防科委加强对运动的领导，绝不能让任何人以任何理由冲击701的正常工作。
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把卫星测控网的问题解决好，也就是把701工程处的专家们保护好，让他们一心投入科研工作。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聂荣臻决定，再去一趟导弹基地。
按计划，聂荣臻的专机应该从核试验基地直接返北京，可他临时决定，途中在导弹基地落一下地，让人有点措手不及。
1966年11月17日，一架伊尔14飞机降落在导弹基地的专用机场。李福泽、栗在山、张贻祥等基地领导去接机时，摸不清聂荣臻突然到来是为了什么。
见了面，聂荣臻说：“我这次来，是有件要紧事和你们商量。”
聂荣臻告诉他们，现在科委机关和北京的研究院都乱了，为了不影响整个卫星发射试验的进度，卫星地面观测台、站的筹建工作，想把它交给导弹基地管。李福泽、栗在山顿时愣了，面露难色。李福泽说，卫星测控系统，工程浩大，技术复杂，其难度不亚于再建一个发射基地。
聂荣臻说：“我回北京后，让总参发个文件，各个台、站的工程建设，由各大军区组织实施。你们只负责站址勘选、设备安装等业务工作。”
李福泽急了：“可我们这方面的技术力量，肯定不行，远远不够！”
聂荣臻说：“科学院的701工程处，现在已无法正常运转，干脆交给你们。701的技术力量，能够胜任工作。”
李福泽一听更急了：“聂老总，这方面的工作，难度非常大。701工程处，属于地方单位，任务协调、人员管理相当复杂，让基地来接管，是很困难的，我们吃不下！”
钱学森也急了：“科学院的人现在正忙于搞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北京没法安安静静搞测控网建设，照目前这个样子，卫星的事，恐怕三年两载都难以走上正轨。”
栗在山说：“接管701，我们就担心消化不良，误了大事。”
聂荣臻说：“你们不妨先吃后吐嘛。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先接收过来，慢慢消化，以后情况好了，再交出去也行。”
李福泽等人仍在犹豫。聂荣臻动情地说：“同志们，实话说，现在我们遇到了很大困难，但不管困难多大，我们的人造卫星，一定要如期发射！现在再不抓紧卫星观测台、站的建设，就赶不上了。我知道你们难，所以专门跑来，和你们商量，你们就算帮帮我，帮帮钱学森，帮帮中国的卫星吧！”
聂荣臻的话让在场的人为之动容。李福泽一一朝基地的常委们看去，没人说话，都在点头。李福泽有些惭愧地说：“聂帅，我们刚才不该犹豫的。为了中国的卫星，再难，我们干！”
离开导弹基地之前，聂荣臻特意来到“东风革命烈士陵园”。这里埋葬着自基地开始建设以来牺牲的所有烈士。冷风呼啸，沙尘扑面，聂荣臻拄着拐棍，在李福泽陪同下，在上百座坟墓间缓缓走动。转了一圈，聂荣臻说：“李福泽，有件事情我想拜托你。请你想着，在这儿也给我留块地方。”
李福泽愣住了，不知说什么好。
聂荣臻说：“人总有一死。将来，我来这里，来陪这些士兵、科学家、工人……”
李福泽被强烈地震撼了，他眼里噙着泪，用力点点头。
1992年，聂荣臻去世后，部分骨灰安放在了他亲笔题写园名的“东风革命烈士陵园”之中，在他的身侧，陆陆续续安葬着他过去的老部下们孙继先、李福泽、栗在山、高震亚等等。这也许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墓地，因为这里安葬的，既有元帅，也有将军、科学家、普通士兵和职工群众。
114．氢弹设计不能停下来，再难也要按期完成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青海金银滩核研制基地虽然极为偏僻，但是运动却搞得“轰轰烈烈”，两个造反派水火不容，踢开党委闹革命，整个办公楼做了武斗司令部，把里面的人都给轰了出来。昔日宁静的草原，变成了武斗的场所，大喇叭整天高喊革命和战斗口号，零零星星的枪声，让人不寒而栗。
科学家们就是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研制氢弹原理试验的装置，以求早日进行氢弹原理试验，检验氢弹理论设计的正确与否。
吴际霖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两派轮流斗他，给他戴高帽游街批判，回到办公室时，他时常脑袋上都是糨糊，他顾不上擦干，就满头糨糊来开会。为了不耽误氢弹原理试验，并且为了确保质量，王淦昌、郭永怀、陈能宽等科学家建议，核装置设计与制造紧密配合，边设计边制造，平行交叉作业，争取时间。
吴际霖后来活活被整死了。听说他的事情后，他母亲想不通，在大衣柜里上吊自杀。他夫人精神失常，跳河自尽了。他的两个女儿来看李觉，给李觉带来一封信，希望帮忙澄清吴际霖的问题。自身难保的李觉在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帮助他们一家。文革结束后，吴际霖获得平反，李觉又把信还给他的两个女儿，说：“做个纪念吧。”
吴际霖一家的遭遇，令人唏嘘。这位中国核工业战线的有功之臣，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在北京的邓稼先，也不能幸免。
有一天傍晚，他回到北医三院的家，看到家门前一片狼籍，屋门上，砸上了一块块煤泥，这些煤泥是用尿和的，臭哄哄令人窒息。推开门，家里也是一片狼籍，窗子破了，书房里，书籍、手稿满地都是。他心疼地蹲下来，一张张地捡拾手稿。
身后有响动，他回头一看，是妻子许鹿希进来了。许鹿希一身疲惫，头发凌乱。邓稼先问：“他们，批斗你了？”
许鹿希说：“硬说我是彭真、刘仁黑帮分子，可我根本不认识这两人啊。”
邓稼先伸手揽住妻子，妻子眼里涌出两行泪，邓稼先替她擦去，安慰道：“希希，要挺住，啊？挺过去，就没事了。”
许鹿希后来回忆说：“邓稼先从事特殊工作，他本人受到的冲击小一些，我那时是医学院的教授，天天挨批，运动几乎将我逼到绝境。那时我身体很弱。可以说，风一吹就倒。稼先常常骑自行车来单位接我，经常加班，他也很疲倦，没有力气骑着走，他就推着我走，一边摇摇晃晃走，一边宽慰我：希希，会好的，会过去的，要挺住……”
北京花园路核武器研究院，墙上，贴满了大字报，有批判周光召的，批判邓稼先的，批判于敏的。说周光召是“推行刘少奇资产阶级路线的代表”、“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
周光召迈着沉重的步子上楼，来到自己办公室门口。办公室门上，也贴满了大字报。他小心翼翼地推开办公室的门，钻进屋，生怕把大字报碰破了。
就这样，一到办公室，他顾不上别的，坐在桌前，拿起一组数据，用一个计算尺进行计算。
那段时间，周光召也是因为出身不好，父母在国民党时期干过，一开始就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家被抄了三四次之多。可他并没有放松对氢弹的研究。
周光召回忆道：“那时正好在突破氢弹的一个关口，我虽然也有一些消极的情绪，但是我想无论如何要把事情做下去，因为如果中国的氢弹不能够爆炸的话，显然我们的历史使命没有完成。我就想，把这个做完了以后我就要退出了。”
他又说：“我想我有错误大家尽可以批评，我还是问心无愧的，尽管我对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很理解，但我不想停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