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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难道你们会变戏法二机部的几个核工厂，数兰州铀浓缩厂最为关键.兰州北郊，黄河岸边，依山傍河而建的巨大厂房，大约有一百米宽，一公里长，十几米高，气势磅礴，令人叹为观止。1960年前后，这样规模的厂房，在全国恐怕都很少有。2007年，笔者前去参观时，虽然这个厂房已经停用，但他的规模和气势仍然让我们称奇。苏联领导集团撕毁协议的迹象显露出来后，聂荣臻和二机部首先想到的就是兰州铀浓缩厂。这个厂的设备几千台扩散机全部依赖苏联进口，虽然它能提供的，是它淘汰下来的旧设备，但是，如果因为中苏关系破裂而影响到这些设备进入中国，那么，中国的原子弹计划，无疑就会搁浅，因为即便你完成了原子弹的设计，但如果你拿不出核燃料铀-235，原子弹就不是原子弹，只是普通的炸弹。
1960年春天，巨大的厂房竣工了。房子盖好后，就等苏联方面把几千台设备运来安装了。
当时，在这座工厂工作的苏联专家，将近50名，负责人叫哈里东诺夫，他曾担任过苏联乌拉尔铀浓缩厂总工程师，对中国人十分友好。他曾对厂长王介福、副厂长王中蕃一再说过，如果厂里需要，他做医生的妻子可以到厂里的医院来，为职工看病，不要任何报酬。较长一段时间里，以哈里东诺夫为首的苏联专家，和厂里的中国同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以至于现在厂里的老人谈起这些苏联专家，说，他们绝大多数对我们太好了。
但是，哈里东诺夫也有一个特点：这人太认真，尤其是工程质量方面，十分认真，一点都不含糊，一点都不能通融。
厂房一建好，王介福和王中蕃就去找哈里东诺夫，请他赶紧和国内联系，把设备运来。哈里东诺夫异常认真地摇着头：“不行，厂房清洁度达不到安装机器的要求。”
王介福说，我们已经打扫过了。
哈里东诺夫两手一摊：“扩散机是非常敏感的设备，有一点灰尘埃都不行，人在里面工作都要换衣服、戴鞋套，戴头套。你们必须让它达到标准，我才能让我的设备运过来。”
王介福问：“我们马上干。要达到您说的洁净度标准，您看需要多长时间？”
哈里东诺夫竖起一根指头：“至少一个月！”
王介福电话请示二机部副部长袁成隆。袁成隆说，一个月太长了，必须尽快让他把设备运来，越快越好，再耽误，谁知道会出什么意外？
王介福就又去见哈里东诺夫，说：“总顾问同志，不就是打扫个卫生吗，还要一个月？最多一个星期。”
哈里东诺夫摇摇头，说：“哈拉少，你吹牛！”
王介福说：“一个星期我都多说了。三天！三天后你来看！”
哈里东诺夫笑得更欢了，怎么也不信。他和其他苏联专家住在兰州专家招待所，王介福让他们回去等着。
王介福回来一说，厂领导也都觉得不可能。这么大的厂房，一看就让人头疼，靠几百个工人，三天干完，做梦去吧！王介福说，这个东西人人会干，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都发动起来，不吃不喝不睡觉，三天也得干完！结果，全厂大动员，上至70多岁的老人，下到上一年级的小学生，甚至腆着大肚子的孕妇，几千人，全都动起来了，人们提着铁桶，拿着拖布、脸盆、抹布、小铲子，涌进了那个巨大的厂房里……
那三天像打仗一样，整个厂房灯火通明，人们轮班吃饭、睡觉、干活，抹布不够用，有人当场脱下衣服撕成抹布，蘸上水就擦，凡是够得到的地方，统统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
三天后，王介福把哈里东诺夫请了来，哈里东诺夫戴上白手套，把他认为是死角的地方摸了一个遍，他相信了，说：“哈拉少，合格了，而且超过了我的标准。”
众人都舒了一口气。
哈里东诺夫愣一阵，对王介福说：“但我还是不理解。难道你们会变戏法？这个在我们那里，至少一个多月的工程量，你怎么用三天干完了？你的方法是什么？你能告诉我吗？”
王介福想了想，就说：“很简单。”
问：“简单？简单是什么东西？”
王介福说：“大跃进。毛泽东思想和群众运动一结合，就成功了。”
哈里东诺夫似懂非懂的笑了。当天他就签了字，第二天就派人到满洲里催要设备。不多久，几千台设备运来了。消息传到北京，宋任穷、刘杰、钱三强总算松了一口气。
34．你们不能刁难人按照中苏双方的协定，导弹发射场建好后，由中方从苏联购买一枚P2导弹，进行首次发射，用于检验发射、跟踪、测试和弹着区数据处理等技术，并为即将出厂的第一批仿制导弹做试验准备。1960年4月，导弹运抵发射场，一切准备有条不紊，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罗瑞卿签字，批准发射。
预定的发射日期一天天迫近，这时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情况。苏联方面突然提出：“中国购买的用于发射训练的导弹，须经苏联国防部长同意，才能进行发射试验。”
没办法，聂荣臻只好给苏联国防部长写信，对方回信，同意了。但有一个附加条件：发射导弹必须使用苏联所产的燃料。
P2导弹使用的燃料是液氧。此时，中国已有能力生产合格的液氧。为了能尽快试射导弹，只能满足苏联的附加条件，向苏联订购液氧，要求苏联的第一批液氧于5月下旬，第二批于6月上旬运抵基地。然而，苏方却制造种种借口，一拖再拖，最后答应7月份运抵中国。
6月底，李福泽命令基地工程部，派人前往东北边境小镇绥芬河，准备接收苏联提供的液氧。
方平那时是基地特种燃料站的技术员，他们10个人到达绥芬河后，天天到车站上去等，一列列火车驶过，一个月过去了，心急如焚的他们没有等到运送液氧的槽车，等来的却是基地发来的密码电报：“苏联国防部已电告我国防部，因西伯利亚液氧厂发生不可抗拒的事故，不能履行合同。”
事情报到聂荣臻那里，聂荣臻指示：绥芬河接货的车，立即去吉林102厂，也就是吉林化肥厂，装运中国自己生产的液氧。按照国防部的要求，102厂立即启动了生产线。该厂经过5天苦战，如期完成了32吨液氧的生产任务。方平他们押着液氧槽车，昼夜兼程，往基地赶。液氧差不多有零下一、二百度，大夏天的，槽车周围结了很厚的冰，方平他们在车厢里得穿着羊皮大衣，冻得说话都嗑巴。可是他们心里高兴，盼着回去打导弹呢。
回到基地，苏联燃料专家斯切潘诺夫带人做了化验，结果表明，中国生产的液氧完全符合导弹加注使用的技术指标。李福泽拿着这个化验报告，激动地去找第一试验部的苏联专家组长契尔科夫，希望他批准加注燃料。
谁知，契尔科夫根本不看李福泽递过来的报告单，说：“你们的液氧有杂质，不合格。”
李福泽说：“这是你们的专家化验出来的结果，没任何问题！”
“那……你们不具备化验条件，化验结果不能成立！”契尔科夫停了停又说，这是你们中国第一次搞发射，来不得半点马虎，弄不好要死人的！苏联第一次发射导弹时，操作手很紧张，都尿了裤子。
李福泽气得哆嗦：“你们吓得尿裤子，和我们的燃料是两回事！你们不能刁难人！”
在李福泽的强烈要求下，连孙继先都出了面，契尔科夫才答应，到燃料站，当着他的面重新化验。结果，仍然是合格。孙继先说：“既然是合格的，那就加注吧。”
契尔科夫表示，他回去请示一下再定。很快他回话说，还是不行，因为：“在苏联，生产导弹燃料都有专门的工厂，而你们的液氧却是一个化肥厂生产的，所以不能用。”
孙继先气得脸都白了：“你管哪儿生产的，只要合格就应该用！”
李福泽吼道：“我们就用这个打导弹，请你们参加。”
契尔科夫说：“我们不参加，你们自己打吧，我们根本不负责。”
契尔科夫扭头走了。方平问站在一边的斯切潘诺夫：“液氧明明合格，你是知道的，为啥不让用？”斯切潘诺夫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说我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也扭头走了。
由于发射导弹的最终决定权掌握在苏联驻华军事顾问团手中，所以，这枚导弹一直无法发射。而液氧的自然蒸发量很大，每天要损耗掉约500公斤，到后来只剩下了十几吨，已不能满足发射导弹的需要。到最后，方平他们只好将剩余的液氧全部倾倒在戈壁滩上。这令人愤慨的一幕，他们一辈子都无法忘却。而这时，中苏两国的关系，也到了彻底破裂的边缘。人们明白了，指望别人的施舍来铸造护国的盾牌，从来就不可能。
35．铀浓缩厂是重中之重兰州铀浓缩厂。设备虽然运来了，但几千台设备，要连接成几公里长的生产线，而且一点差错还不能出，仍然是一项让人头疼的任务。因此，二机部仍然把兰州铀浓缩厂当成重中之重。
副部长袁成隆从北京赶到那里。后来，袁成隆回忆说，在他们走之前，我们得想办法做做他们的工作，挤出点儿东西来。就算挤不出来，我们也要做好团结他们的工作。我去铀浓缩厂蹲点，跟厂领导王介福、王中蕃等人一起研究决定，别怕花钱，可以买点礼物啊什么的，要对人家友好。我们跟苏联专家座谈，说你们帮助我们，很感激你们，很惋惜的一点就是你们要走了的话，我们的事业怎么办？这肯定要受影响了。我们的诚挚打动了专家，他们之中大多数人愿意帮助我们，尽量帮我们把事情完成。
厂长王介福一直以来，和以哈里东诺夫为首的苏联专家组相处得很好。王介福身体特别健壮，一顿能吃二斤半牛羊肉，能喝酒，头上常年戴一顶回民小帽，脚上穿一双磨秃了头的黑皮鞋，整天在厂房里转，新来的人常把他当成食堂的伙计，可一到正式场合，他就把自己打扮成外交官一样，衣冠整齐，干干净净。他曾担任过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的外交官，是政务参赞。浓缩厂是中央的厂子，但王介福和省里市里的关系处得非常好，在饿肚子的年代，他经常能搞到一些特殊商品，供苏联专家享用。他常说，苏联专家是咱们请来的，是咱的老师，一定好好待人家。王介福的真诚让哈里东诺夫等专家十分感动，他们也就打心眼里愿意帮助中国，一心一意想把生产线连接好。经过一番苦战，终于抢在苏联撤专家前，把设备安装得差不多了。
即使把几千台设备安装好了，也还不行，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把这些设备启动起来。分几批启动，怎么启动，何时启动，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经过复杂的计算，稍有差错，就拿不到合格的铀-235，弄不好还有巨大的危险，核燃料如此出了问题，不仅造不出原子弹，还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时间越来越紧迫。苏联撤专家的迹象已经很明显了。王介福、王中蕃带领王成孝等一批技术人员，整天跟着哈里东诺夫，希望跟他多学一点。启动设备，需要很多的前提条件，即使再抓紧，也不可能在近期内启动。谁都清楚，苏联专家一走，要想启动，困难就大了。王中蕃有一天对哈里东诺夫说：“你们一走，我们很困难。”哈里东诺夫那时可能没想到中苏关系会糟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说：“没有关系，我从头至尾告诉你们怎么做。假如我走了你们还不会，可以写信给我，我会告诉你们。”
果然，不幸的事情很快发生了，由于哈里东诺夫是个关键人物，苏联方面通知他，提前回国。王中蕃回忆说，他们催他走，可我们实在想留他，哪怕多留一天。苏联的飞机停在兰州机场，要带他走，我们就想办法把飞机一个轮子弄出来一点毛病，又延长了一天，他又多给我们讲了一些有用的东西。王中蕃又说，哈里东诺夫是一个好人啊，对我们太好了。但也有坏的，有一个专家最坏，简直是个特务，硬逼着把材料运走了。
由于铀浓缩厂是个关键地方，苏联驻厂专家走得早，走得急，是在苏联宣布大规模召回专家前，就突然离开的。有些专家想不通，认为搞个半拉子就走，没把事业完成，心里不安宁。有些专家还难过得流了泪。有的说：“等两国关系好了，我们再回来，帮你们把这个事情做完。”他们按照上头的要求，迅速整理完资料，焚烧了保密本，恋恋不舍地走了。
后来的历史再也没有给他们这样的机会。
苏联专家离开兰州铀浓缩厂的时候，几千台设备基本上连接起来了，但还需要进一步检查、调整。此时，离它们启动，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36．“毁灭性的打击”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正式照会中国政府，宣布召回全部在华工作的1390名专家和顾问，并于9月1日前全部离境。同时单方面撕毁了两国政府签订的12个协定，终止343项专家合同和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并要中国归还在朝鲜战争期间购买苏联武器装备所欠下的350亿元债务。
事实上，苏联的照会未到之前，撤专家就已悄悄开始。核武器研究院的苏联专家为数最少，走得最早，6月上旬，“哑巴和尚”列捷耶夫等人就借口回国避暑离开了。7月6号，在北京核工程设计院工作的专家离开，7月8日，兰州铀浓缩厂的专家离开。到8月23日，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33名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回国，并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
从7月中旬起到8月22日，苏方撤走了在导弹研究院工作的全部专家，带走了他们掌握的全部技术资料。
接到苏联政府的照会后，副总理李富春于7月18日赶到北戴河，向正在那里的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因为已经早有心理准备，因此他并没有震惊，也没有生气，而是说了几句意味深长的话。他对李富春等人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多少年后回忆起来，都觉得毛泽东的话太精妙了。人家真给了你尖端技术，你恐怕永远都得对人家感恩戴德，永远受制于人家，这是明摆着的。
赫鲁晓夫集团的这个决定，美国人都觉得有点过分，也有点出乎他们的意料。但这个结果，却是他们愿意看到的。中苏两个友好国家的分崩离析，使美国少了一块心病，社会主义阵营的尖锐矛盾，可以使西方获取更大的利益。
那一阵子，国际敌对势力幸灾乐祸，认为这是对中国“毁灭性的打击”。
赫鲁晓夫甚至说：“搞原子弹，他们到头来连裤子都没得穿的。”
有的苏联专家说：“我们走了以后，你们就处于技术的真空，以后你们就该卖废铜烂铁了。”
还有的说：“离开我们，估计你们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
在那个时候，这样的话是有一定道理的。大多数工程还是半拉子工程，重要的图纸资料要么烧了，要么带走，全中国的科学家，没有一个人见过原子弹，谁能保证，中国人还能造出原子弹？
曾经担任聂荣臻秘书的周均伦说，苏联撤走专家，中断协议后，聂帅让两弹系统专门搞了一个调查，我这儿还记的有数据，单是核方面，协定中30个工程项目，23个没有完成，其中14个项目没完成设计，9个无法再建，被迫停止，购买的设备、仪器、材料只有13个项目完成供货，一些关键设备和新技术材料始终未到。
尽管如此，中国最高层没有丝毫的服软。1960年9月，中苏两党在苏联举行高级会谈，中方团长邓小平在发言中说：“中国***、中国人民将永远感谢苏联党、国家和人民曾经给予我们的支持和帮助。但是，中国***永远不会接受父子党、父子国的关系。你们撤走专家，中断协定，给我们造成了困难和损失，影响了我们国家建设的整个计划和外贸计划，这些计划都要重新进行安排。中国人民准备吞下这个损失，决心用自己双手的劳动来弥补这个损失，建设自己的国家……”
毕竟相处了几年，毕竟曾经有过兄弟般的友谊，大多数苏联专家是抱着遗憾、甚至歉意道别的。他们留下的话语中，也有真诚的鼓励。苏联驻中国原子能总顾问扎吉江走时，陈毅、宋任穷、刘杰一起到机场送行，陈毅等人一再表示感谢，扎吉江也很激动，说，中国人的格瓦拉（脑袋）是很聪明的，你们很早就有四大发明，你们一定会成功，没有苏联的援助，你们自己也可以搞出来，那些东西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
尽管赫鲁晓夫和苏联领导人背信弃义，不留余地，中国政府还是从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出发，对苏联的做法采取了克制态度。陈毅代毙国政府，在人民大会堂为苏联专家举行了盛大的欢送宴会。陈毅讲道：“我们彼此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感情，你们是我们的良师益友，你们对我们的帮助，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要回国了，老实说，我们不想让你们走，舍不得你们走，你们走了，我们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我们只能尊重你们政府的意见，只能让你们走……来，大家举起杯来……”
人们站了起来，有人举杯，有人互相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37．世界上最重的东西，莫过于责任啊勿庸置疑，苏联撤走专家，带走资料，对中国经济和军事建设的打击是全面的、沉重的。导弹、原子弹两个领域，又是重灾区。
毛泽东7月18日的讲话传达下去后，广大干部和科技人员感到振奋。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了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会上，周恩来表示，不能被压服，也没有什么事情会难住中国人民，必须咬牙干下去。据说贺龙气得用烟斗猛敲桌子，提出要发愤图强，打掉一切依赖思想，下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突然国防尖端技术。聂荣臻表示，逼上梁山，自己干吧！
这次会议还决定，用国产燃料，发射那枚本该早就发射出去的导弹。周恩来指定副总长张爱萍去现场主持这次发射任务。
9月初的一天，张爱萍的乘坐的里2专机降落在导弹试验基地的专用机场，李福泽去接他。刚下飞机，张爱萍的帽子就被一阵大风吹得不见了踪影，他幽默而感慨地说：“嗬，刚一到就给我一个下马威！现在全世界都在刮大风，谁要是坚持不住，那就完蛋了！”
他的意思显然是，不要被大风吹跑吹倒，不要当熊包。
这枚苏制P2导弹的发射，应该说是有把握的，尽管这是中国大地有史以来第一次飞起导弹，但基地上上下下为了这次任务，准备了大半年，早就嗷嗷叫了1960年9月10日凌晨，在苏联专家撤离导弹试验基地后的第17天，使用国产燃料成功发射了这枚苏制P2地对地近程导弹。证明基地各个系统运转是正常的，同时证明我国生产的导弹燃料是过关的。一个缺憾是，这枚导弹是苏联制造的，而不是中国的。
上上下下都在期盼中国自己研制生产的导弹。
1960年，位于北京花园路的核武器研究院比以前热闹多了，不断有人调到这里来，新面孔天天有。苏联撤专家后，有人把院墙上“发奋图强”中的“奋”字，改成了“愤”。
9月的一天，宋任穷、刘杰等二机部领导来到这里。宋任穷问刚刚调来不久的朱建士，你是学什么专业的？朱建士回答说，学空气动力学的。宋任穷说，是啊，就是要有动力啊，要憋着一口气产生动力。
那天晚上，在原先准备接收苏联原子弹样品的仓库里，一百多名干部和大学生听宋任穷作自力更生的报告。他说，我们要彻底甩开洋拐棍，依靠中国自己的科学家，搞出原子弹来。
但就在宋任穷刚做过报告不久，中央决定他到东北局当第一书记。自从他来二机部，一直和刘杰一个办公室办公，这样的好处是商量事情方便，少占地方，也算是勤俭节约。几年来，二人配合很好，刘杰觉得苏联人刚走，宋任穷这时候离开，真有点不是时候。虽然算是高升，但宋任穷打心眼里也不想走。他找聂荣臻、贺龙和罗瑞反映，我当那个第一书记不行，对原子能有感情了，还是继续干吧。最后又到书记处找彭真和邓小平。邓小平对他说，毛主席已经定了，不要再提了。周恩来问他，二机部的工作谁来接合适？
宋任穷推荐了刘杰。
刘杰是河北威县人，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1948年，33岁的他就担任了察哈尔省委书记，1952年来地质部当副部长之前，是河南省委的副书记。他为人低调，有学者风度。在新中国早期的地质工作和铀矿探寻中，他发挥了重要作用。
宋任穷要走了。他和钱三强告别时，动情地看着钱三强，故作轻松地一笑，说：“三强，我这个穷鬼走了，可你这个钱还在呀！有你在就不怕，我相信一定能干成！”
毛泽东同意刘杰接任。周恩来找刘杰谈话时，刘杰提出，这个担子太重，他怕担不起，只想干好这个副部长，请中央再选部长。周恩来说，毛主席、党中央相信他一定能干好。
宋任穷离开之前，刘杰提出一起吃个饭。宋任穷说免了吧，部里这时候太忙乱，哪有心情吃饭呢。最后王鹤寿个人出钱，在北京饭店请他吃了一顿告别饭。
宋任穷动身去东北前，邓小平、彭真去给他送行，刘杰也在场。邓小平对刘杰说：“你的责任确实重大，你要勇敢地担当起来。”彭真也说：“有困难就提出，你这个人不好提要求，你要注意这一点。”
刘杰后来回忆说：“当时的情况下，我感觉压力确实是很大的。但也觉得既然决定了，就义不容辞。我也深深感觉到，世界上最重的东西，莫过于责任啊！”
在整个中国原子弹工程实施工作中，钱三强一直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他不同于美国“曼哈顿计划”中的奥本海默，领导一批物理学家致力于原子弹设计；也不同于著名物理学大师费米，组织人员集中精力解决链式反应的关键技术，钱三强在中国的核科学家中，起到的是磁铁的作用，团结并组织大家集体攻关；他在领导决策面前，要当好参谋，提出对策，不让问题卡壳；他要知人善任，把人放在最合适的岗位上……
宋任穷算是钱三强的直接领导，他后来评价说，钱三强在中国原子能事业中，起到了别人所起不到的作用。
1990年，钱三强回忆到1960年苏联撤专家毁协议时，自己的心情，他说：“我很清楚，这对于中国原子核科学事业，以至于中国历史，将意味着什么。前面有道道难关，而只要有一道攻克不下，千军万马就会搁浅。真是这样的话，造成的经济损失且不说，中华民族的自立精神将又一次受到莫大创伤。”他又说：“但是，历史的进步是客观存在。中国已经改朝换代了。尊严和骨气，再也不是埋在地层深处的矿物。”
这个时候的钱三强，是冷静的。一些已经出场和即将出场的重要科学家，他们的人生转折，都与钱三强有关。
第一枚导弹打成功后，聂荣臻请钱学森、梁守、屠守锷、任新民等导弹研究院的专家们座谈。钱学森坦言：“现在国家遇到来自多方面的困难，国外压我们，国内经济困难，反右斗争一些科技人员也受委屈，有的人自然有想法，有点怨气，但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决不会动摇对祖国、对党的信心，我们导弹研究院的同志，一定会在撤走专家的压力面前挺直腰杆，我们通过努力能够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导弹事业。请聂帅转告中央放心，苏联压不倒我们。”
听了这话，聂荣臻高兴地说：“苏联一逼我们，我们反而可以早一点站起来，早一点独立干。党和国家相信我们自己的科学家，相信你们会成功。”
中国需要护国的长箭，更需要战胜困难的胆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