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38．那是火箭飞驰时留下的烟云在钱学森、任新民等人有力带动下，1960年3月，在北京西南郊建成了中国第一台大型液体火箭发动机试车台.6月份，按照苏联的图纸，由中国自行生产的P2导弹总装完成。10月17日，钱学森组织了发动机90秒典型试车，试车取得了成功。这表明，“1059”任务进入倒计时。

    中央军委把这种型号的导弹命名为“东风一号”。这应该算是中国东风系列导弹的鼻祖了，虽然它没有列装。

    10月下旬，军委决定在当年11月至12月间实施“1059”发射任务。为了加强对这一任务的领导，军委还批准成立了试验委员会，张爱萍任主任委员，孙继先、钱学森、王诤任副主任委员。

    10月23日凌晨4时40分，一列戒备森严的专列缓缓驶出北京，这趟专列有18节车厢，装载着三枚国产“东风一号”，其中战斗弹两枚，测试弹一枚，由20多名全副武装的战士押运。经过5天5夜的行军，专列于27日下午抵达导弹试验基地。

    在此之前，钱学森、任新民、梁守盘、庄逢甘、屠守锷、梁思礼等专家早已到达基地，指导发射工作。临近发射前，张爱萍、陈士榘、赵尔陆、方强、张劲夫等人乘飞机赶到基地。由于是第一次发射中国自己制造的导弹，聂荣臻深感事关重大，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他不放心，决定也去现场。当时他身体很不好，心脏病频繁发作，飞机颠簸得厉害，医生不同意坐，他是坐火车去的，10月30日出发，11月4日到达导弹发射基地。基地副司令张贻祥回忆说：“那年聂帅到基地指挥导弹试验，是带着氧气瓶来的。我给他削了一个苹果，他只能吃下半个。我让食堂想办法搞来一只鸡，给他熬了一碗汤，送到他面前时，他批评我：现在这么困难，一个领导干部，怎么搞这样的特殊化！然后又心平气和地对我说：***员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是要注意和群众打成一片，同甘共苦。他让我把鸡汤端给了医院的病号。”

    几十年后，张贻祥谈起这件事时，眼睛仍然是湿润的。

    虽然这是聂荣臻第一次来基地，但他并不感到陌生，因为试验场的场址，是由他最后选定报给毛泽东的，他不知道在地图上凝视过这里多少回。他冒着零下二十度的严寒，来到发射阵地，抚摸着那枚长长的墨绿色的弹体，对身边的人说：“这是一枚争气弹，一定要打好。”

    11月5日清晨，太阳即将从地平线上升起，发射时间快要到了，聂荣臻在张爱萍、赵尔陆、钱学森、张劲夫等人陪同下，来到了由几间活动房子搭成的指挥所，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这里离发射阵地约5公里远。

    9时整，一声巨响，大地颤动起来。指挥所里的人看到了导弹尾部喷射的烈焰，它先是缓缓上升，然后越来越快地变成一个小亮点，消失在视野之外。天际留下了一根白色的飘带，那是火箭飞驰时留下的烟云。

    渐渐地，烟云消散了。天空晴朗，万里无云。10分钟后，喜讯也随之传来，导弹飞行正常，准确地命中约550公里外的预定目标。在场的人欢呼起来，张爱萍热烈地拥抱了钱学森。聂荣臻随即打电话向周恩来和毛泽东报告了这一消息。

    这次成功的发射，可以说是中国在国防尖端科技方面取得的第一个重要成就。发射之前，由于上上下下都很紧张，没顾上搞一个仪式。发射成功后，聂荣臻提出，补一个仪式吧。人们在电影上看到的剪彩镜头，就是后来补的。李福泽指挥人拉来一枚导弹竖起来，大伙照了一张合影，聂荣臻又拿起一把剪刀剪了彩。

    当天晚上，在简陋的食堂里，聂荣臻向科学家和基地的同志祝酒，他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第一次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导弹，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工人、技术人员、干部以及解放军指战员辛勤劳动的结果，这也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有人计算过，这一天是苏联专家撤离基地后的第73天。

    但是热闹过后，从聂荣臻到钱学森、任新民等，很快冷静下来，因为导弹毕竟是仿制的，是照葫芦画瓢。要想造出中国自己的导弹，还有太长的路要走……

    39．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

    兰州铀浓缩厂一直是钱三强紧紧盯住的地方。和二机部其他几个厂矿比较，铀浓缩厂的技术含量最高，工作难度最大。苏联专家离开时，几千台分离机虽然连接上了，但要正确地启动它们，需要经过大量复杂的计算，还要有一个最科学的分批启动方案，这些机器要经过长达几百天的连续运转，才能生产出合格的铀-235。如果失败，原子弹工程就会面临巨大的挫折，想在短时间内重新拿出合格的产品，没有可能。

    很显然，铀浓缩厂没有理论计算，就等于没有灵魂，几千台设备就得瘫在那里。

    由于是谁也没见过的设备，谁也没干过的工作，兰州那边的技术力量明显不足，厂里只有一个叫王成孝的工程师，对扩散理论的计算有一定的研究，苏联专家走后，王成孝成了重点保护对象。有一次，王成孝外出，坐了一辆三轮摩托车赶路，途中遇到大雾，路又滑，摩托车撞到一辆大车上，把王成孝的鼻梁撞骨折了。事情报到二机部，刘杰气坏了，电话里对王介福吼道：“把你撞死了还可以有人接替，把王成孝撞死了怎么办？”

    钱三强思来想去，找到了一个可以委以重任的人，这便是王承书。

    王承书1956年和丈夫张文裕回国后，先是在北大讲授统计物理。大约在1958年初，“一堆一器”即将建成时，钱三强和王承书谈了一次话，他说自己是代表组织来找她的，因为国家非常需要她做一次改行。钱三强说：“承书同志，国家需要你离开北大，到近代物理所我那里，搞铀同位素分离的研究，请你考虑考虑。”

    出乎钱三强的预料，王承书想都没想，当场就说：“不用考虑了，我愿意。”

    钱三强有点愣了，停了停，说：“你在统计物理学上已经有了很大的成就，继续下去，前途不可限量。改行就意味着中断，对于一个科学家，这是一件残酷的事。况且，铀同位素分离研究，在我国还是一个空白，要从头摸索……”

    王承书：“既然是从头开始，总得有人去，我去吧。”

    这让钱三强十分感动。没多久。王承书就办好手续，来到了近代物理所。两年过去，王承书在这个领域，已经是权威了。可是现在，钱三强不得不再次找到她。王承书穿一身优雅的旗袍，来到了钱三强在原子能所的办公室。虽然有些为难，但钱三强还是得说：“承书同志，现在国家需要你再次转行，你看行吗？”

    王承书静静地听着，然后问：“需要我去搞什么？”

    钱三强说：“核扩散理论。像两年前你改行时一样，这在我国也是一个空白。”

    王承书平静地说：“我愿意。”

    钱三强：“这次不在北京了，要到外地去，很远的地方。”

    王承书说：“没关系。”

    钱三强说：“因为这个工作的关系，也许以后要隐姓埋名一辈子。”

    王承书又说：“没关系。”

    钱三强想把困难说透，于是又说：“这一次要和文裕先生分开，可能要很久……”

    王承书默默地点点头，仍然道：“没关系。”

    钱三强放心了：“兰州铀浓缩厂。苏联专家走了，我们没人搞过这个专业，你去，把那里的核扩散理论搞起来。”

    王承书说：“好的。”

    钱三强说：“这件事情要绝对保密，暂时不能告诉文裕先生。”

    王承书站起来：“我明白。

    王承书一个人去了兰州。她在日记中写道：祖国正处在百废待兴的时候，我不能等别人来创造条件。我要加入到创造条件、铺平道路的行列。后来她又说：“年近半百，开始搞一项自己完全不懂的东西，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再一想，当时谁干都不容易，何况我在回国之前就已暗下决心，一定要服从祖国的需要，不惜从零开始。”

    多年以后，王承书的儿子对采访者说，虽然我妈没说她去兰州干什么去了，我爸是搞高能物理的，他应该能猜到我妈干啥去了，我们那时候小，印象中我妈喜欢穿旗袍，很年轻，很漂亮。中间也偶尔从兰州回来，匆匆忙忙的，十七年之后，当妈妈从兰州正式调回北京，对我们说不走了，我们这才回过神来，妈妈怎么已经是个老人了。

    1960年夏天的一天，42岁的南京大学教授程开甲几经周折，来到北京北郊的花园路核武器研究院报到，和所有来这儿的一样，来之前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来干什么。李觉热情接待了他，然后告诉他：“程教授，调你来，是想请你参加原子弹的研制。”

    程开甲一下子愣了，许久才道：“我可是一点心理准备没有。”

    李觉说：“这是国家最高机密。包括你所在的南京大学领导，都不知道。是钱三强同志推荐的你，最后批准的，是总书记邓小平。”

    程开甲是江苏吴江人，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1946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在爱丁堡大学物理系，他成为马克思?波恩教授的研究生。波恩是欧洲最有声望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与爱因斯坦齐名的科学家。奥本海默、卢森堡、福克斯、费米、海伦菲斯脱，以及中国的彭桓武，都是他的学生。并且后来都从事原子弹的研究。1948年程开甲获爱丁堡大学物理学和哲学博士学位，成为英国皇家化学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在英国，他工作、生活得都很好，可是一件偶然发生的事情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1949年春天，他从英国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英国军舰紫石英号在长江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挑衅，而遭到重创。英国朝野为此掀起轩然大波。自从鸦片战争后，一百多年来，在中国，没人敢动英国人一根指头。程开甲看到这条消息，觉得中国有希望了！过去总是西方人欺负中国人，现在中国敢于还手了，中国人也有扬眉吐气的这一天了！走！回家，回祖国去！程开甲放弃了在英国的一切优厚待遇，1950年初辗转回到祖国，先在浙江大学任教，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他来到南京大学物理系。

    和朱光亚一样，程开甲也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负责原子弹高压状态方程方面的研究。

    原子弹涉及多种学科，需要各种各样的优秀人才。搞原子弹设计，需要一个懂力学的大家。钱学森当时还兼着科学院力学所的所长，钱三强首先想到了钱学森。当钱学森明白钱三强的意图后，表示道：“我去吧。”

    钱三强知道火箭导弹这一摊绝对离不开钱学森，不可能让他过去，就说：“还是另找个人吧。”

    钱学森认真想了想，说：“我看郭永怀完全可以胜任。他学术上造诣很深，作风正派，工作扎实。”

    郭永怀回国后，在力学系担任副所长，由于钱学森主要靠在导弹研究院，所以，所里的工作主要由郭永怀主持，短短几年时间，他就为中国的空气动力学事业，做了奠基，他和钱学森是中国空气动力学最重要的奠基人。

    钱三强向组织汇报后，亲自登门来找郭永怀。当钱三强说出，希望他去为原子弹研制做事情时，在美国从不参加机密工作的他立即明白，他这是要接触机密了这意味着将要默默无闻地献身，也许一辈子都不能说出自己干了什么，但是，他别无选择！

    郭永怀问：“什么时候过去？”

    钱三强说：“越快越好！”

    从此，郭永怀从科学院消失了。他担任了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主管核武器的力学部分和武器化工作，成为独挡一面的领军人物。

    钱三强又把目光盯向了他在原子能所的两位副所长：王淦昌和彭桓武。钱三强向二机部党组推荐这二人，说：“他们政治、业务都信得过，能够挑得起解决最关键问题的任务。”

    王淦昌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0年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师从杰出的女物理学家迈特纳，1934年他27岁时即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希特勒在德国的法西斯行径，使他感到窒息，刚拿到博士学位，他就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先后在山东大学、浙江大学担任物理学教授，程开甲、李政道都是他的学生。抗战期间，他动员妻子捐出了家中全部的金银首饰和重达10几斤的银元支援抗日。1956年，他进入苏联杜布纳联合核研究所，从1959年到1960年底回国前，他担任这个著名研究所的副所长，在基本粒子的研究方面已有相当的造诣，并在此期间，他领导的三人小组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是国际公认的重要科研成果。不仅如此，在苏联时，听说国内发生了自然灾害，他专程来到中国驻苏大使馆，见到刘晓大使，拿出自己省吃俭用节余的一万四千卢布，托刘大使转交给国内……

    回国之后，王淦昌准备集中力量继续从事基本粒子的研究。有人预言，照这么走下去，王淦昌离诺贝尔奖并不远。

    刘杰拉着钱三强一起，约三淦昌谈话。在刘杰的办公室里，刘杰说：“王先生，今天请您来，想让您做一件重要的事情，请您参加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刘杰接着讲了中央的决心，说：“有人要卡我们，中国人要争这口气！”

    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不仅是对王淦本人，还是对中国原子弹工程，都是如此。这也是王淦昌第一次听说，中央下决心要搞原子弹。王淦昌后来回忆这一刻时，他写道：“我静静地听着，心里很不平静。党的信任，人民的重托，自己几十年的追求、期望，都落实到我将要接过的这一副沉沉的担子上。我有很多话要说，但当时我只说了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

    刘杰也在回忆文章中讲到这次谈话：我们提出，因事关国家安危，必须严格保密，隐姓埋名，不得告诉任何人，包括自己的父母妻儿，还要断绝一切海外关系，以后不能出国，不得发表任何论文等硬性要求。王淦昌都毫不犹豫地表示：“可以做到。”

    刘杰还提出，要求王淦昌三天之内，改变原来的研究方向，到新单位报到。

    谈话后第三天，王淦昌就到核武器研究院报了到，担任副院长，主管核武器爆轰物理试验。从此以后他改名“王京”。王淦昌在国际物理学界的影响很大，国外很多人关注他，只有改名，才能确保安全，也利于保密。

    从1961年到1978年，在世界各种学术交流活动中，再也没见到王淦昌的名字，他从物理学界消失了。别人向他老伴打听他到哪里去了，老伴回答说，到信箱里去了。老伴确实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去了哪里，她只知道一个信箱代号，家里靠这个代号和他保持断断续续的联系。

    王淦昌后来从北京到青海，然后又一次次去罗布泊，一去就长年累月。妻子吴月琴和孩子们，都一直有一个大大的问号，却从来不敢问他具体的事情。直到改革开放后，全家才知道，他参与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以及后来的各种核武器的研制过程。

    17年后的1978年，“王京”才又改名为王淦昌。

    对于彭桓武，钱三强就更了解了。

    彭桓武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比钱三强早一届。他1938年去英国留学，进入爱丁堡大学，他的导师是大名鼎鼎的马克思?波恩，量子力学理论的奠基人之一，波恩是德国人，纳粹上台后流亡英伦。彭桓武是波恩的第一个中国学生，后来又来了杨立铭、程开甲、黄昆。波恩对这四个中国弟子都给予很高评价。后来参加了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福克斯，这时和彭桓武同窗，他们经常交流。马克思?波恩非常欣赏中国弟子彭桓武的才华，这位桃李满天下的物理学大师在给好友爱因斯坦的信中写道：“中国人彭桓武尤其聪明、能干，他总是懂得比别人多，懂得比别人快。”“似乎他无所不懂，甚至反过来他还教我”。9年之中，彭桓武获得两个博士学位，在都柏林研究院取得副教授职称，被英国人誉为“第一个在英国取得副教授职称的中国人”。波恩晚年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的学生福克斯、卢森堡、费米、彭桓武、程开甲等等，还都去搞原子弹了。但是波恩的这些学生中，有的命运凄惨，比如卢森堡，因为泄露了一点原子弹的秘密，和妻子一起被美国联邦法院电刑处死，福克斯因为把原子弹的秘密泄露给苏联，而被判刑14年。

    1947年，尽管国内内战正酣，彭桓武还是决定回到祖国，为自己的国家做点事情。回国前，他和钱三强在法国巴黎见过一次面。钱三强也流露出不久即回国的打算，说：“回国后，咱们搞自己的原子核物理研究，一定能取得重大突破。”彭桓武建议，把中国南方与北方的优势人才集中起来，取胜的把握更大。钱三强说：“你是老大哥，回国后我跟着你干！”彭桓武谦逊而又诚恳地说：“不，你是帅才，将来你领头，我来帮助你。”

    不久，彭桓武踏上回国的轮船，历经种种艰难，终于回到多灾多难的祖国。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回国，有什么理由吗？他回答说：“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回国后，他先后在云南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桃李众多。他在理论物理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他的数学也非常好，计算时从不需要助手，凡他教过的学生，没有不佩服的。

    钱三强和彭桓武的这次谈话，是在原子能所彭桓武的办公室里。这时候彭桓武还不是党员，推荐他来搞如此机密的工作，是需要思忖的，因为钱三强了解彭桓武的爱国之心，所以他没有任何顾虑。那天，钱三强说：“桓武，有件重要的事告诉你，中央决定派最好的科学家加强原子弹的攻关。我推荐了你，决定调你去核武器研究院顶替苏联专家的工作。”

    钱三强回忆，他本来还打算讲一点大道理，比如：要以大局为重，又比如：你本来可以在你熟悉的领域里继续有所建树，可是……话到嘴边，变成了一句：“有什么困难吗？”

    彭桓武望着面前的挚友，平静地说：“三强，这件事总要有人来做，国家需要我，我去。”

    就这么简短的一句话，彭桓武就把自己的后半生交给了国家最需要的事业。

    彭桓武和王淦昌是同一天报到的，他也担任了副院长，主管核武器的理论研究。

    1999年12月，彭桓武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苏联撤专家扔下乱摊子，我国决定自力更生，我们又去顶替苏联专家……老实说，我也觉得我比我顶替的苏联专家干得好……当然还有一些年轻一点的中国专家比我干得更好。干事，人才很重要，每个先行的人都带动几个年轻一点的后来的人，而有些后来的人发展和贡献比先行的人还要高大。后来居上是个规律，是可持续发展的保证，也是未来的希望所在。”

    三人上任不久，一辆专车把他们拉进了中南海，周恩来在西花厅接见了他们。周恩来说：“我们刚刚起步的国防尖端事业，需要一流的科学家，你们当之无愧，党和人民寄希望你们啊！”周恩来对他们三天里改变研究方向，服从国家需要，加入到核武器研制行列中来，十分赞许。还说，他寄希望于科学家们担起这副历史的重担，挑起中国的强盛和未来。

    1960年9月，苏联专家已经全部从中国撤走。这时，钱三强来到了莫斯科，作为中方学术的总代表参加杜布纳学术委员会。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是当年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联合兴办的研究所，主要进行核科技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简称“联合所”。参加的国家有苏联、中国、波兰、南斯拉夫等12个社会主义国家。当时周光召、何祚庥、吕敏等人还没有结束在这里的研究。中苏关系破裂，他们决定回祖国去，在周光召主持下，他们给二机部领导写了一封联名信，要求回国参加原子能研究，信中表示：“作为新中国培养的一代科学家，我们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据说他们在房间里研究怎样写这封信时，为了防止隔墙有耳，特意打开了卫生间的水笼头，故意弄出响声掩护。

    钱三强来了，周光召、何祚庥、吕敏等人去看望他，他们再次向钱三强表达了同样的想法。钱三强为这些急国家所急的有志青年感到自豪。钱三强感到，何祚庥、吕敏回去不成问题，他们本来就是二机部派来的，周光召的问题要麻烦一些。周光召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52年转入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师从彭桓武从事基本粒子研究，现在他的身份是北大的讲师。钱三强清楚，周光召能不能从北大调到二机部，是一个问题，因为周光召的社会关系非常复杂，他家里有人在台湾，他来杜布纳时，就没有通过政审，是钱三强和彭桓武两个人极力争取，他才得以来到苏联的。

    按照当时的标准，周光召是难以接触核心机密的。

    据何祚庥回忆，钱三强悄悄问他：“周光召的业务能力怎么样？”

    何祚庥说：“极强，极好。”

    钱三强点点头，就离开了。他已经判断出，周光召是一位难得的人才，无论如何要促其来搞原子弹。

    钱三强给刘杰发电报，建议把周光召调到核武器研究院理论组，但需要在国内解决调干问题。刘杰十分重视钱三强的意见，立即着手安排解决。钱三强回国后，又两次前往北大做工作，终于把周光召调到了核武器研究院，而且让他担任邓稼先的副手理论部副主任。结果，周光召、何祚庥、吕敏三人都如愿以偿，分别成为解决原子弹、氢弹和核试验测试的卓越贡献者。

    在钱三强的精心调配下，先是调来邓稼先，然后是朱光亚、程开甲，接着是郭永怀、王淦昌、彭桓武、周光召等人，至此，中国原子弹研制的基本阵容，确定下来了。

    彭桓武形容当时的情景，有个形象的比喻，他说：“我们这几个人就像大宅门门口那两个石狮子，能辟邪，能震住，先把局面稳住了，再一起往前走。”

    40．你们要好好干，快点搞出来1948年4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在居里实验室工作、学习了10年的钱三强要回国了，他亲爱的导师约里奥?居里夫妇在自己的家里为他和何泽慧把酒送行。10年的教益，使钱三强懂得，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那一天，约里奥说，科学家应该是爱国者，不然，科学为谁而用呢？你们回去为祖国服务，这是很自然的事情。那一天，伊莱娜夫人送给钱三强两句临别赠言：“要为科学服务，科学要为人民服务。”钱三强眼含热泪，牢牢记住了这些话。

    那天，约里奥还把当时很保密的几个重要数据告诉了钱三强。伊莱娜把准备好的一些关于放射性物质研究资料和装在铅盒里的半衰期比较长的放射源，郑重交给了钱三强，说：“你把它带回去，别处不容易弄得到，将来也许你们用得着。”

    这一点点放射源，也为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出了力。

    爱因斯坦说过，用中子轰击核原子，可能引起核爆炸。核武器爆炸时，需要在裂变材料到达超临界状态的一定时刻，注入点火中子，从而引起剧烈的链式反应，也就是使裂变材料燃烧起来，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原子弹的点火装置，也叫点火中子源。点火中子源是核武器的关键部件之一。

    1960年夏天的一个下午，钱三强把30出头的王方定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王方定是原子能所化学实验室的技术员，1953年从四川化工学院毕业后就在钱三强手下工作，一直从事铀化学冶金研究。钱三强把门关紧，给王方定倒上一杯热水。王方定急忙接过，他有些拘谨。二人坐下后，钱三强夸奖他说：“我了解，虽然你只是中级职称，不大有名气，但你事业心和责任感比较强，是个青年骨干。”

    王方定不好意思了。钱三强又说：“小王，你回答我一个问题。”

    王方定站了起来，有些紧张地望着钱三强。

    钱三强示意他坐下，然后问道：“你听说过氘化铀吗？”

    王方定一惊：“氘化铀？”钱三强郑重地点点头。王方定说：“我知道。氘化铀小球是原子弹引爆装置的核心部件，该部件又称为点火中子源。”

    钱三强十分满意地点点头，接着对王方定说：“现在我想告诉你，国家把研制原子弹点火中子源的任务，交给了我们所，任务重，时间紧，所里决定成立攻关小组，我提议由你负责这项任务。”

    王方定有些激动，又有些迷茫：“钱所长……我知道所里不少人承担了绝密任务，许多著名科学家先后调离，没想到这么快轮到自己挑重担了……”

    钱三强说：“任务十分艰巨，你会打退堂鼓吗？”

    王方定愣一下，猛一挺胸，说：“我不会！”

    钱三强说：“做这个，有一定的放射性危险，你怕吗？”

    王方定说：“我不怕！”

    钱三强放心地笑了笑：“所里成立了一个出中子委员会，我爱人何泽慧是委员之一，出于保密，其他人不管你们，你们这个小组由何泽慧直接管，业务方面你们多向何泽慧汇报，她和她领导的中子物理室，可以对你们提供帮助。”

    王方定说：“我都记下了。”

    钱三强转身走到一个保险柜前，打开，从柜子里拿出一个梨形的、黑乎乎的石英瓶子，举到王方定面前，神秘地说：“这是我1948年回国时，我的老师约里奥?居里夫人送给我的一点放射源，成份是镭，其中含铋-210、钋-210衰变产物。放了10多年了，一直没舍得用，现在交给你，可以用到最需要的地方了！它只有几个居里，你们做理论设计用，中子源用的要比这个大上百倍，必须在反应堆里提取。你们要好好干，快点搞出来！”

    王方定异常激动地望着那个容器，像战士接过钢枪一样，郑重地伸出双手，接过那个小小的容器，极为爱惜地捧在了手里。

    从那以后，王方定带领攻关小组的几个年轻人，不分昼夜地工作。一天深夜，王方定把钱三强交给他的10克放射源进行处理，石英瓶子已经发黑，钋在黑暗中闪闪发光。这就是1948年钱三强在回国轮船上写信说的“不可复得的宝物”，十几年来，没有几个人见到过它。王方定捧着这个宝物，一种神圣的责任感让他不知疲倦地干下去……

    中苏关系破裂前后，一大批中国留学生和科研人员回到国内。在这批人中，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叫刘允斌，是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大儿子。

    刘允斌1939年随赴苏疗伤的周恩来坐飞机来到苏联学习，后来考进了莫斯科钢铁学院，之后又到莫斯科大学化学专业读研究生，然后留校任高级研究员，月薪1400卢布，这在当时是很高的。他的妻子叫玛拉，是他读研究生时的同学，岳父是苏联老红军，夫妻关系很好，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中苏关系开始紧张，刘允斌决定回国工作，玛拉不同意，说中国人吃草，太落后。但刘允斌决心已定，表示：为了祖国的利益，愿意撇掉一切。他丢下妻子和一双儿女，回来了。

    回国后，他来到原子能所，担任放射化学研究室主任。他没有一点架子，非常谦虚、有礼貌，主动干艰苦的工作。他是高级研究员，所里分给他一间房子，他不住，坚持和一个叫姚乃兴的同事合住一间。他不搞特殊，周末从房山坨里回城，有些****家里来专车接，他都是和大伙一起挤班车进城，有一阵子缺油，班车停开，他就和大伙一起步行，到良乡再乘火车进城。他和同志们的关系相处得非常好。他是国家主席的儿子，能做到这一步，让所有人都印象深刻，进而对国家领导人产生崇敬之情。

    中苏关系真的破裂了，刘允斌面临考验。组织上派人和他谈话，要么老婆来中国，要么离婚。但是玛拉还是不愿意来中国，刘允斌含泪办了离婚手续。

    王方定领受中子源的任务后，因为需要搞化学的人才，刘允斌被吸收进了小组，他们在最困难的日子里，携手前行……

    兰州铀浓缩厂使用的原料是六氟化铀。中苏签署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上写着，苏联先援建铀浓缩厂，后援建六氟化铀厂，六氟化铀厂未建成之前，铀浓缩厂生产所需的原料六氟化铀，由苏联负责供应。苏联撤专家前几个月，宋任穷和刘杰去莫斯科时，要求苏方按照协定提供六氟化铀，苏联方面却回复说：“六氟化铀现在苏联都不够用，难以供应中国。”

    无奈，周恩来亲自给赫鲁晓夫写信，请求苏联提供一部分六氟化铀，以保证兰州铀浓缩厂初期投产所用。结果是石沉大海。

    苏联专家一走，只能完全靠自己。刘杰考虑到原子能所气体扩散实验室，有一个氟气电解槽，和钱三强商量后，决定在那里简法生产六氟化铀。

    钱三强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工程师黄昌庆。谁也没见过六氟化铀，也不知道具体的工艺流程，更是没有设备外国资料上说，需要一种能耐几百度高温，而且能经受住氟化氢气体严重腐蚀的用蒙乃尔合金制造的反应炉。

    可是，国内没有蒙乃尔合金，黄昌庆和他的小组别说用，就是见都没有见过。钱三强要求他不能等，要快。去国外买，或者在国内炼钢厂试制，肯定来不及。黄昌庆为此食不甘味，夜不能眠，吃饭、走路，甚至做梦，都在喃喃念叨：“六氟化铀，六氟化铀……”他像着了魔一样。突然有一天，他在所里现有的材料里，发现有一段两米长的无缝紫铜管。一个大胆的设想，从他脑子里涌出来它能经受三百度高温吗？它能耐腐蚀吗？……他从手腕上的电镀表壳得到了启示：用铜镀镍代替蒙乃尔合金，或许是个好办法。于是，他和小组里的人携带铜管来到山东张店的一个医疗器械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改造成一个简易的反应炉。

    但是，头几次实验都失败了，黄昌庆一筹莫展，垂头丧气。钱三强来了，他拍拍黄昌庆的肩膀，说：“小黄，不要怕失败。失败一千次，都是正常的。只要能搞出1克六氟化铀，就是胜利！”

    黄昌庆琢磨着钱三强的话，默默地点点头。

    王承书去了兰州铀浓缩厂，传回来的消息是，比较顺利。但是，要想拿到真正合格的铀-235，还需要一个核心部件扩散分离膜。

    二战快结束时，英国用空降兵把德国的一批核科学家抢运到本土，他们当中就有著名核物理学家海森堡。当他听到美国在广岛丢下了原子弹，大骂发现铀裂变的物理学家哈恩博士发现这个东西却没有做成原子弹。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当时的德国制造不出扩散分离膜，也叫铀分离膜。

    这个时候，世界上只有美、苏、英三国掌握这项技术，并把它列为最绝密级。苏联称其为“社会主义阵营安全的心脏”。即使过去中苏关系最融洽时，他们也绝对不让兄弟中国的科学家靠近一步。现在更是不可能得到任何资料。

    用气体扩散法分离铀同位素，关键是掌握制造铀分离膜的技术，只有靠像筛子一样的扩散分离膜，才能把六氟化铀中只含千分之七左右的铀235分离出来。就是说，兰州铀浓缩厂离不了这个东西。

    钱三强估算，这种分离膜的孔径是纳米量级的，非常精细，它涉及众多学科，要解决一系列极为复杂的工艺问题，是一项综合性极强的技术工程。

    钱三强现在很担心扩散分离膜的研制问题。苏联专家走之前，他曾在原子能所组织人对这项技术进行过调研，后来正式成立了以钱皋韵为首的研究小组，抽调20名科技人员，专门进行研究，苏联专家撤走之后，他又从复旦大学调来化工专家吴征铠进行技术指导。

    钱三强向二机部建议，多组织几个部门，联合攻关。二机部党组同意了这个建议，决定同时组织四个小组分头搞，参加的人员有上百人之多。

    秘密进行的动员会上，钱三强说：“你们是粉末冶金和物理冶金专家，又都是党员，所以请你们来。这项任务一定要尽快完成，价格不要超过黄金。任务非完成不可，不能让我们的铀浓缩厂因为没有分离膜元件而真的变成废铜烂铁，更不能让我们的原子弹没有浓缩铀而造不出来！”

    刚开始的时候，谁也搞不清分离膜是什么样的东西，有人提出它可能与空气动力学有关，二机部科学技术局副局长许淦专门去请教钱学森。钱学森一听就愣住了，想了一会，说，让我考虑考虑。过了几天，又去找他，他说：“分离膜同空气动力学可能有关，但我搞的是宏观，分离膜可能是微观。”

    一切都是从未知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