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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我们已经摸清了他们的基本意图与原子弹相比，导弹方面似乎要顺利一些。应该肯定，苏联专家在中国导弹的仿制阶段，给予了很大帮助。1959年初，第一批“P-2”导弹武器系统图纸共500多箱翻译绘制完成，发往全国各地生产厂家，据此生产各种部件。但正如原子弹模型一样，在一些关键技术和环节上，苏联也留了一手。看似进展很快的导弹仿制，实际上也面临着重重障碍。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苏联专家对建设发动机试车台不积极，一直不给发动机试车台的技术资料。没有试车台，发动机生产出来，就没法试车，没法试车，就没法拉去试射，等于一堆废铁。任新民负责发动机这一块，他很着急，三番五次去找苏联专家组组长马蒙诺夫，马蒙诺夫总是找各种借口拖着不办。最后竟说，中国的工厂没有能力生产出合格的试车台，发动机组装好以后，最好的办法，就是运到苏联试车。
除了试车台，还有一种传力元件特种橡胶膜片，资料也不给。任新民去找马蒙诺夫，说，在合同的目录中，这种传力元件特种橡胶膜片，是有的，可是我们查遍了却没发现有关这种膜片的任何资料和图纸，连规格、质量、标准这样的说明都没有。你们没有给我们。
马蒙诺夫点点头：“是的，你们不用查了，是没有。”
任新民说：“可不可以尽快把这一资料寄过来？”
马蒙诺夫摇摇头：“没有必要，这种特种橡胶膜片，虽然很小，但工艺非常复杂，你们的工厂不可能生产出来，即使生产出来，也达不到标准，所以你们没有必要费这个力气。”
任新民不想放弃：“我们有很多工厂，我们可以试试嘛。”
马蒙诺夫说：“你们的精力不要Lang费在一两个元件上，这个小东西完全可以从我们那里进口，它并不需要多少钱。”
任新民争辩道：“这不是钱的问题。”
马蒙诺夫不耐烦了：“我们不要在这样的小问题上争论了。”
任新民只好无奈地走了。
事情报到钱学森那里，钱学森请任新民、梁守、庄逢甘、屠守锷等专家发表意见。任新民说，膜片这个东西是不大，买也不是不可以，可是将来我们要批量生产导弹呢？哪一天他要是不卖呢？看起来小，放在整个导弹里简直可以忽略不记，和他们吵我都不好意思，可没有，导弹就不是个导弹，是个废铁疙瘩。别看小，和试车台一样，却是个卡脖子的大问题！
钱学森问：“自己搞，多长时间能拿下来？想没想过由谁来搞？”
任新民说：“我带人搞！找他之前我琢磨过，没那么邪乎，其它工作不耽误，给几个年轻人，一个月我拿下来！”
钱学森说：“好，人你自己挑。”
任新民说：“钱院长，我看试车台我们也快点搞吧，大家都知道，P-2导弹在苏联早淘汰了，根本没作为武器列装，我们仿制它，不就是为将来我们发展自己的导弹打个基础，练练手吗？要是连发动机都要拿到苏联去试车，我们的导弹就别想独立了。”
庄逢甘也说：“发动机是心脏，试车台无论如何我们要有自己的，现在没有，将来也必须要有！”
梁守说：“搞吧，我愿意参加这个工作。”
钱学森说：“好！也算我一个！”
这些想法由钱学森报给聂荣臻，聂荣臻说：“我同意你们的意见，自己干，再难，也要把这个卡脖子的东西搞起来！”
按照当初的部署，任务代号为“1059”的“P2导弹”仿制计划，应该在1959年国庆节前进行实弹发射。由于种种原因，也是无法完成了。
1960年1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聂荣臻将中苏经济援助与科学技术协作方面的变化情况，先报告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以后又在会上就此作了发言。
聂荣臻发言中讲道：苏联很有可能在不长的时间内，终止与中国的协定。他说：“米格21飞机和导弹的技术资料，苏联都卡住不给了。看来，靠苏联援助肯定靠不住了。苏联为了保持领先地位，加上对中国不放心，所以在国防新技术方面加紧限制的情况，已经越来越明显。我们已经摸清了他们的基本意图，就是在尖端武器装备的科学研究上，使中国与它保持相当的距离，只同意我们仿制苏联即将停产甚至已经停产了的装备。总之，他们是想长期使中国停留在仿制阶段，处于依附地位。”
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29．中国人迈向太空的第一步1958年10月16日，赵九章、卫一清、杨家墀、钱骥和翻译一行五人，前往苏联考察参观人造卫星。他们参观了苏联的卫星发射场，和苏联专家进行了各种各样的交流。70多天的考察之后，他们看到了中国这方面的巨大差距，开始冷静下来了，赵九章写出一份详细报告，指出：鉴于目前我国科学技术和工业基础状况，发射人造卫星的条件尚不成熟，建议先从探空火箭搞起。
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认为这个报告切中实弊。
1959年1月，邓小平在听取张劲夫等人汇报后，说：现在发射卫星与我们的国力不相称嘛，不能一口就想吃成个胖子。看来，你们的空间技术研究任务需要作一个调整，没有一个从小到大、循序渐进的过程是不行的，纸上谈兵是兵家大忌，要老老实实从打基础开始。
负责经济工作的陈云也说，目前国家拨巨款搞卫星，不现实。
聂荣臻认为，目前，确实出现了科研战线拉得太长的情况，某些项目收缩一下，对集中力量研制导弹、原子弹是有好处的。搞探空火箭，本来就是我们研究人造卫星的第一步任务，今后就要在研制探空火箭方面下足工夫。
张劲夫提出，科学院关于人造卫星的近期研制方针是，集中力量搞探空火箭。
于是，“581工程”下马了。轰轰烈烈的卫星计划回到起点上，开始重打基础。
为充分利用上海的科研力量，经聂荣臻批准，科学院刚成立不久的卫星运载火箭及总体设计院迁往上海，组建中国科学院上海机电设计院，先集中力量搞探空火箭。
1958年底，37岁的上海交大工程力学系副主任王希季接到上海市委人事部门通知，调他到上海机电设计院担任技术负责人。当时他根本不知道这个单位是做什么的，工作后才知道，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保密性又很强。他是云南大理的白族人，先后毕业于西南联大和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获理工学院硕士学位。1950年和华罗庚教授同船回到祖国。
王希季和副院长杨南生负责“T7m”型液体探空火箭的研制。当时国家拨给这个项目的钱很少，研制条件极其简陋，参与的人员都是年轻人，平均年龄只有21岁。有一台试验设备就安装在单位一个厕所隔出来的小天井里，5平方米大小。他们整天在这个狭小、气味不佳的地方做试验，获取数据。那时，单位没有电子计算机，就用电动和手摇计算机进行计算，要计算一条弹道，计算纸能摞半人高，一天24小时都有人算，算了40多天才计算完。
火箭发动机试车，需要有防爆、防火、防毒的措施，新建试车台，需要钱，也需要时间，他们没有钱，也不想耽误时间，就来到松江县郊区，钻进当年日本人留下的一座旧碉堡，把它改造成一座简易试车台。聂荣臻和钱学森就曾站在这个碉堡外面，观看发动机试车。
火箭运到了安徽省广德县山区的发射场，那里条件更是奇差，一些辅助设备只能用替代品。没有吊车，用古老的绞车把火箭吊上发射架的；没有燃料加压设备，就用自行车打气筒把气压打上去；来不及建通信线路，就用手势或大伙传递叫喊的方式，进行试验场的联络；没有自动遥测定向天线，就靠几个人用手转动天线跟踪火箭；所谓的指挥所，距发射架只有100米，是在田埂上用沙包垒成的，一旦出事，可能会闹出人命。
1960年1月，第一次发射失败。
1960年2月19日，中国第一枚完全自己设计制造的液体探空火箭发射成功。火箭直径只有250毫米，起飞重量190公斤，发射高度8公里。虽然它像个大炮仗，但它毕竟是中国人研制出的第一枚探空火箭。
张劲夫、钱学森陪聂荣臻来视察。张劲夫说：“传到国外，打死人家也不会相信。中国人搞火箭在这么个破地方，这么个搞法。王希季，在世界航天史上，你这可是空前绝后啊！”
王希季说：“可惜低了点，才8公里。”
聂荣臻说：“别小看这8公里，它是中国人迈向太空的第一步。”
4个月后，毛泽东来上海参观新技术展览会，老人家健步走进上海展览馆尖端技术展览室内。探空火箭和发射架模型摆放在中央。毛泽东围绕着模型，好奇地看着，用手拍拍火箭，问：“这家伙能飞多高？”
讲解员回答：“8公里。”
毛泽东轻轻哦一声，仿佛有些遗憾，但很快笑了：“了不起，8公里也了不起！就这么搞，8公里、20公里、200公里地搞下去，搞它个天翻地覆！”
说完，毛泽东再次俯下身，用手抚摸着火箭和发射架的模型。
但是，由于三年经济困难的影响，在国防尖端项目研究“缩短战线”的政策调整中，中国的人造卫星研究，先是悄悄地退到一旁，然后便是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30．兄弟，你可以安息了中南海。周恩来领着孙继先穿过院子，朝毛泽东住处走来。警卫员一见孙继先就笑了，边喊便朝房里跑：“主席，孙司令来了。”
毛泽东在看书，头也不抬，问：“你这个样子，大呼小叫的。哪个孙司令？”
“长征时，抢渡大渡河的孙营长！”
毛泽东高兴地放下书：“孙继先啊，快请他进来。”
毛泽东对跟随自己一路长征走过来的孙继先很熟悉，对导弹试验基地的建设也很关心，因此每次孙继先来，他都抽出时间见见。这次孙继先给周恩来汇报完工作，周恩来随便带他来见一见毛泽东。
孙继先随周恩来进入毛泽东卧室兼书房。坐下后，毛泽东说，你不是在沙漠上喝西北风吗，怎么跑到北京来了？孙继先说，我来开会，顺道把跟着苏联专家学打导弹的李福泽副司令接回去。我那儿快搞好了，让他回去打导弹！
听说基地快建好了，毛泽东很高兴，又问：“你学到一点东西没有？”
孙继先说：“学了一点！”
毛泽东说：“学一点可不行。现在形势变了，打仗的本事用不上了，要把打仗的劲头用在搞尖端武器上，要多学习，要把外国先进的技术学到手，这是个硬仗，你要打好！”
孙继先汇报说，他们的学习都抓的很紧，正通过办教导队和向苏联专家跟班作业的方式，争取多掌握知识。
毛泽东又说：“你身上的担子很重，要多学习，我也在学，不学习是要落伍的呀！”
谈了一阵，周恩来便和孙继先告别毛泽东。从丰泽园出来后，周恩来问到了在基地的苏联专家的情况，并嘱咐说：“你们那里艰苦，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我们不一样，又远离亲人，不容易，你们要想办法多照顾他们。”
孙继先告诉周恩来，机场修好后，隔几天就从北京、广州空运去新鲜的食品，还从东北搞了一些‘哈白猪’，从北京搞来一色的白公鸡，办了一个小农场，养一阵杀了，专供苏联专家。副司令李福泽专门从哈尔滨一个当市委书记老战友那里，说好话，耍赖皮，要来四个西餐高级厨师。每个周末，想来北京的，就用飞机把他们拉过来。不来的，就在基地给他们办舞会，作为一项政治任务，让女同志们陪他们跳舞。
周恩来听罢，沉默一阵道：“你看，我们靠‘拐棍儿’走路有多难呀……老大哥恐怕靠不住了，你要心里有个数。”
孙继先点点头。
周恩来说：“孙继先，你还有什么难处，就说。”
孙继先摇摇头，说没困难。周恩来突然想起什么，说：“听说你那里牺牲了不少人。”
孙继先一低头，默认了。他想说什么，却欲言又止。周恩来注意到他的表情，说：“你有困难，就直说嘛！”
孙继先这才咬咬牙，说：“总理，有些人到死都不知道在哪儿是干什么的，除了技术人员，几万官兵还蒙在鼓里呢，陈司令和我商量过，想把‘底儿’原原本本说出来，您看可以吗？”
周恩来点头同意了：“现在可以说了。但一定要大家注意保密，要和官兵们讲清楚，不是对他们不信任。美国中情局，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对我国尖端武器的研制一直盯得很紧，通过多种手段搜集情报，并叫嚣要实施打击，我们不得不防。官兵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一句话，一封给亲友的信说漏了，就可能坏大事，因此，万不可掉以轻心。”
孙继先郑重地点点头，敬一个礼，离开了周恩来。他的背影很削瘦，本来孙继先身体就不好，有胃病，经常失眠，在戈壁滩上长年奔波，风餐露宿，压力又大，此时他显得更瘦了，脸也黑得吓人。
现在来看，当时的保密工作似乎做得有点过了头，但在那个年代，那种背景下，一切又都是顺理成章的。导弹、原子弹是国际上最先进的尖端技术，各个国家之间封锁得极其严密，有关导弹原子弹的事情，那时都被各大国列入国家一号机密。苏联有关方面通过中国驻苏大使馆、公安部、国防部、外交部以及在华专家，多次表示，非常担心中国的保密工作不到位。苏方甚至表示：如果保密工作不得力，中国就得不到苏联的信任，也就得不到相应的技术资料和设备。
1958年，在苏联保密专家的帮助下，导弹试验基地制定了保密规定和保密守则。规定极其严格，要求每个人在所从事的工作中，相互间不许打听过问，不许看其他部门或其他人的资料，专业技术人员和其他干部学习业务技术，必须到保密室领取保密本，下班时再将学习资料、文件包、笔记本全部交保密室保管，不许随身携带，更不许存放在宿舍。基地党委开会，第一件事就是研究保密事宜。新调来的人，第一件事就是进行保密教育。基地甚至要求大家断绝与直系亲属以外的各种社会关系之间的一切联系。
有一年，基地文工团走进中南海，与中央领导人联欢。中间休息时，毛泽东主席随口问一位女文工团员：“你们部队，是干什么的呀？”被问的人愣了一阵，说：“我们有规定，对谁都不能讲。”毛泽东笑了，诙谐地说：“好呀！连主席都不相信，对我还保密呀！”文工团指导员一看，坐不住了，批评那位女文工团员：“怎么搞的？主席问你，你还不说。”
这时，毛泽东说：“不，她做得对！是你们当领导的不让大家讲嘛！你们做的工作，就是要严格保密。”
1960年4月，导弹试验基地全面竣工，用时两年九个月。原来空空荡荡的大戈壁上，渐渐矗立起一个个星罗棋布的建筑，飞机场、发射阵地、技术区、发电厂、铁路、公路、医院、礼堂、通讯设施以及大片大片的部队生活区，奇迹般出现在人们面前。
土建工程主要是陈士榘指挥下的工程兵干的。铁道兵、工程兵、建筑工人、民工，从朝鲜下来的，从国内各地调来的，最多的时候近十万人。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么庞大的工程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工程快结束时，各单位进行保密教育后，才被告知，这儿是中国惟一的导弹试验基地，是用来试验各种新式导弹的。
当年参与施工的一位老兵说，当时一宣布，好多人都哭了，为什么哭？爱导弹？纯粹是扯蛋！谁懂导弹？没几个知道那玩意儿，就是憋的太久了。那么多人一起吃苦，却不知道为什么，两年多，又不打仗，就是干活，拼了命干活，死了几百人，那些人死的时候都不知为什么死。一宣布，好了，明白了，总算知道自己是在干什么了，这苦没白吃，值得！
知道实情的那天下午，夏长海一个人来到刘春光的墓碑前，把一切都告诉了他，说：“兄弟，你可以安息了。”
31．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第20兵团从朝鲜撤回来后，一部分人留在了北京的长辛店，又补充了一批人，组建教导大队，开始是学文化，后来，来了一批苏军官兵，还有一些导弹发射方面的专家，指导教导大队的官兵，进行导弹发射方面的一系列培训。
这一天，孙继先坐着吉普车来到长辛店。教导大队的领导，还有苏联顾问组的组长，出来迎接他。他们来到发射二中队训练的地方。一名苏军大尉带几名士兵，在一个简易发射架前指导发射二中队，一名胡子拉茬的壮实老兵也混在里面，跟着大伙一起学。他就是基地副司令员李福泽。李福泽一个月前来教导大队时，有意隐瞒了身份，除了教导大队几名主要领导外，二中队的官兵和苏联顾问，都不知道他是少将副司令员。
见佩戴中将军衔的孙司令到来，苏军大尉跑步上前，立正、敬礼，报告：“中将同志，发射二中队正在操练，请您指示。”
孙继先举手还礼道：“我没指示，我是来接人的。李福泽同志们，请出列！”
胡子拉茬的李福泽向前迈出一步，站在苏军大尉和孙继先中间。
孙继先问苏军大尉：“这老兵学的怎么样？”
苏军大尉：“报告中将同志，士兵李福泽学习成绩优秀，各门功课都是五分！只是，爱说粗话。”
孙继先笑了。众人都笑了。孙继先指一下李福泽，对众人说：“你们都还不知道吧？他是基地副司令李福泽。”
众人一听，都愣了，过了好一阵，才回过神来，一齐鼓掌。孙继先说：“你们继续练吧，我要带李副司令回基地。”
李福泽向全体人员敬一个礼，跟上孙继先走了。
李福泽是山东昌邑人，个子不高，却很强壮。他性格豪放，敢做敢为，喜欢争强斗狠，他父亲曾是青岛啤酒厂的股东之一，家境富裕，仅在烟台的房产就有二、三百间。但他从小就不安分守已，后来父亲送他到北京、上海读书，希望他毕业后做一名像自己一样的生意人，继承祖宗的基业。毕业时，李福泽给父亲发了一封电报，说要出国留学，需要经费。等父亲汇来一笔数目可观的款子时，他却带着这笔钱来到心仪已久的延安。抗战爆发，日本鬼子打进山东后，他潜回家乡，很快拉起了一支队伍，与日军血战无数，他本人也从游击支队参谋长而逐步成为八路军正规部队的团长、师参谋长，抗战胜利，他随山东军区部队闯关东，黑土地上激战三年，当上四野41军参谋长，解放后担任广州军区副参谋长。导弹试验基地需要干部，上级和他谈话，要他离开花花绿绿的广州，到茫茫戈壁滩上去。他说，只要军队需要我，哪儿都能去！他来到导弹试验基地，给孙继先当副手。初创阶段，他主要在北京等地进行筹备，基地的技术官兵这时候主要在北京附近进行学习、培训。
回到基地后，有一天李福泽跟陈士榘、孙继先一起坐车到各个点号转悠，不知怎么就转到了烈士陵园里。一大片的坟墓，足有二三百座，让李福泽大吃一惊。他实在想不到，几个月没来，会有这么多人牺牲。他问陈士榘、孙继先：“又没打仗，又没有过雪山草地，不就是个戈壁沙漠么，怎么会死这么多人？”
陈士榘、孙继先愣着不说话。李福泽怒道：“陈司令、孙司令，这部队你们是怎么带的？你们说说，怎么会死这么多人？”
陈士榘见李福泽瞪眼，也急了，说，咋死的？累死的！拉稀拉死的！被毒蚊子叮死的！还有被馒头噎死的！你在广州北京享福，这里几千人一块拉稀，你见过吗？五十度的高温，拉着稀照样抬铁轨、扛枕木、挑着挑子跑，你来试试看？苏联人说十五年的活儿，我们不到三年就得干完，你说咋干？
李福泽一听，全明白了，眼里含着泪，不说话了。
陈士榘坐上车走了。
李福泽和孙继先找个地方坐下来，两人抽了一会儿烟。孙继先告诉李福泽，基地党委提出了一个口号：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希望大家扎根这里，建功立业，包括你我。他说：“你没来之前，我们都宣誓过了。”
孙继先到死都没忘记自己的誓言，1990年他在北京逝世前，留下遗嘱，死后把他葬在自己亲手创建的导弹试验基地。
李福泽也是如此，1996年他逝世后，骨灰也埋进了这座当年他时常来转悠转悠的“东风革命烈士陵园”。他和孙继先的墓碑紧挨着，就像当年在基地时，他们时常坐在一起聊天那样。
基地建成，陈士榘的任务就算完成了。以后打导弹，就是孙继先、李福泽的事了。那数以万计在这里流血流汗的工程兵、铁道兵、建筑工人和民工，绝大多数一辈子都没见过发射导弹的情景。这些人是无名英雄。
1965年元旦，在首都军**欢会上，毛泽东对陈士榘说：“祝贺你啊，你们工程兵立了功，他们（指张爱萍和国防科委）出了名，你们做窝（指建成两弹基地），他们下蛋（两弹成功），我们中国人现在开始说话管用了。你们都立了大功。”
领袖的这段话，是最高的奖赏。
32．基地建得差不多了，却高兴不起来根据“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先后向导弹试验基地派出了三批技术专家，总人数达数百人。他们中，大多数对中国是友好的。
有两位苏联顾问，基地的老人至今仍然记着他们。一位叫罗金，一位叫卡瓦廖夫。罗金是专家组组长，上校军衔，他曾担任过苏联火箭学校的校长，对试验这一块很内行。有一天，他悄悄对孙继先说，苏联方面提供的资料有些是有问题的，不能用。孙继先大吃一惊：“不能用，不是白学吗？而且以后还会造成混乱。”
罗金告诉孙继先，以后你们不要在资料上下太大功夫，最好是听我讲课，我讲课的时候你们要注意听。
孙继先赶紧和常委通气，派得力的技术干部，一天到晚跟着罗金，把他讲的争取都记下来，当时用笔记不过来，心记，回来马上追记。李福泽为了多学一些组织导弹发射试验的知识和经验，更是想办法和罗金交朋友，罗金也很够朋友，给李福泽讲了不少真正有用的东西。他还提醒说，戈壁滩上有老鼠，老鼠总爱咬电缆，在苏联曾发生过老鼠咬电缆造成短路影响发射的重大事故，防鼠虽然看上去是小事，但问题往往就出在小事上，发射导弹是一个系统工程，哪怕一个微小的环节出问题，都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终于有一天，苏联派驻中国导弹系统的总顾问巴托夫大将来到基地，罗金陪同吃饭时，巴托夫大将当着孙继先、李福泽的面，对罗金说：“你准备一下，明天跟我离开这儿，回国！”
这个决定让所有人感到吃惊。正直的罗金饭也没吃就离开了。李福泽去和他告别，他表示，自己不想走，但没有办法。他无可奈何地说：“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
李福泽知道是为什么。苏联专家里面，有些是专门搞监视的，罗金一定是被人告发了。
罗金走了很久，李福泽还在惦记他，不知他回国后，是否受到处分？
中苏关系日趋紧张，下面搞具体工作的人什么都不知道，蒙在鼓里，还以为中苏关系好着呢，但是总觉得气氛有些怪怪的。
卡瓦廖夫是基地第三试验部专家组的组长。他和罗金一样，经常悄悄在晚上加班给中国同志讲课。到后来，有一个小个子的苏联年轻专家总是盯着卡瓦廖夫，小个子一言不发，眼神却冷冷地望着卡瓦廖夫。每每这时候，正给中国同志讲解问题的卡瓦廖夫就住口不敢讲了。人们都怀疑，这个小个子是克格勃。
罗金走后不久，卡瓦廖夫也被通知回国。卡瓦廖夫对李福泽说：“我也要走了，事情没干完，真令人惋惜……”
李福泽动情地说：“我们俩接触时间不长，你是个好人，我会记住您的，我们这里的人都会记住您的。”
当天晚上，卡瓦廖夫悄悄找到孙继先，神色紧张地说：“孙将军，我有一个笔记本，对你们很有用。您看看吧，天亮前再还给我。”
孙继先一时不知怎么办好。
卡瓦廖夫说：“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协议上规定应该给你们的，我给你们看这个，并不违犯我们的保密规定，只不过有些人把情况搞复杂了。”
卡瓦廖夫放下笔记本，走了。孙继先感到事情重大，赶紧拿起保密电话，向周恩来报告了这一情况。电话那头，周恩来沉思好一阵，才说，他说的没错，这些东西都是协议上规定应该给我们的。是他们做得不对。既然如此，你马上派人，把上面的东西记下来吧。
放下电话，孙继先马上找到基地保卫部长，让他抓紧办理这件事。
23岁的秦小阳是导弹试验基地光学测量站的女技术员。她是浙江大学毕业的，家在宁波，父母都是抗战初期入党的老党员。1959年秋来到基地后，被分到离基地本部约30多公里的一个叫大树里的地方，这儿是光学测量站，导弹起飞后，对导弹进行跟踪测量，然后把数据报给指挥所。
光学设备主要从苏联进口。这天，秦小阳和几个年轻技术人员打开一个集装箱，从里面小心翼翼地把设备搬出来，然后仔细擦拭着，核对着。
一台设备的漆掉了一块，秦小阳心疼地蹲在设备前看着，以为是路上碰掉的。渐渐地她皱起了眉头，在油漆脱落的地方，露出锈迹。秦小阳断定这是一台刷上新漆的旧设备。
她弯着腰走到另一台设备旁，用指甲轻轻一划，又一块油漆掉了，又是一台旧设备。她正想把大伙叫过来，突然看见站里的一位苏联专家在干一件让她吃惊的事情他趁人不注意，把一台设备上的旧标牌揭下来，换上新的标牌。
秦小阳说：“顾问同志，你这是干什么？”
那人先是一愣，接着镇静下来，有些尴尬地笑笑。恰在这时，李福泽坐车来了，他下车一看，立即明白了，生气地说：“这是我们国家花重金从你们国家买来的，你们把旧的运来也就算了，可为什么还要揭掉旧的贴上新标牌呢？就算糊弄人，在你们家里贴好了再运过来不行吗？为什么要在我们面前贴呢？你们不能这么糊弄人！”
那个专家面红耳赤，无言以对。李福泽回去把这事说给孙继先听，孙继先说：“在朝鲜就有过这样的事，他们把二战时期的旧坦克喷上新漆，当成新的买给我们。**子，真要坏起来，比谁都坏。”
基地建得差不多了，却高兴不起来。他们都清楚，真正考验自己的时候，也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