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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一个不妙的消息，从莫斯科来到了北京中国核工业建设的速度大大出乎苏联方面的预料，到1959年初，二机部所属的内蒙古包头核燃料元件厂、甘肃兰州铀浓缩厂、甘肃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等首批主要工程都已取得了很大进展，中方迫切需要苏方早日供给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等核燃料工厂建成，生产出裂变物质后，即可投入武器的生产，并于1962年进行首次核试验.然而，由于苏联方面迟迟不能履行“国防新技术协定”中的核心内容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资料二机部多方协调，苏方给予的答复是，中方提出的意见有道理，也有必要，但因为需要对“国防新技术协定”中的内容进行补充修改，所以还应由中国政府正式向苏联提出，派代表团赴苏谈判，解决相关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6月下旬，中国方面组成了以宋任穷为团长的代表团，准备启程前往苏联。这时，一个不妙的消息，从莫斯科来到了北京。
1959年6月底的一天，周恩来的秘书马列打电话给刘杰，说有一份绝密文件，与核问题有关，让他马上去看一下。刘杰赶紧要车去了。原来是一封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函，落款日期为1959年6月20日，6月26日那天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苏达列柯夫送交周恩来办公室的。此时中央主要领导人都到庐山开会去了，周恩来电话里嘱咐让刘杰先看一下。
事后联系起来看，这是一封极为重要的来信。信的内容大致是：
中国二机部部长要求现在就把原子弹的样品和设计炸弹的技术资材转交中国，这个要求的提出正赶上日内瓦会议在拟定禁止试验核武器的协议，正赶上政府首脑会议即将召开，考虑到西方国家如获悉苏联将核武器的样品和设计的技术资料交给中国，就很有可能严重地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与缓和国防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因此，在目前条件下，只能暂缓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样品和技术资料，将来如何共同行动，两年以后看局势发展再定……
刘杰接过信函，默默念着，默默记着，看过一遍，再看一遍。由于这种绝密的东西不能带走，也不能抄写。那时候都这样，都习惯了，一般看两遍，只要不长，都能记下来。刘杰把信函还给马列，说，记下来了。
看过信，刘杰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由于当时苏联与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正在谈判禁止核试验之事，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即将在戴维营举行会谈，苏联就找了这两个理由，说是两年以后，实则是无限期推迟给中国的援助。
回到部里，刘杰马上把这个意思讲给了宋任穷，党组赶紧开会研究，做出了一个估计：看来从这封信开始，原子弹方面对我国援助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
但是，这封信怎么处理呢？毕竟是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宋任穷电话里请示在庐山开会的聂荣臻。聂荣臻感到事情重大，让宋任穷、刘杰、万毅择机上庐山当面向中央主要领导汇报。
这时候的庐山，正在发生一件对后来的中国产生广泛影响的大事，彭德怀由于“万言书”，引起毛泽东极大的恼怒，而遭致猛烈批判，中国的政治生活，从此扭曲。
如果不是由于这件事情的发生，苏共中央的来信所引起的反响可能还会更大一些。7月14日，宋任穷、刘杰、万毅来到庐山汇报，发现庐山上的“火药味”很浓，最关心原子弹的人之一的彭德怀元帅，无法听汇报了。聂荣臻听完汇报，表示：“苏联不给，我们就自己搞。”当时他们带了一份刘杰代中央起草的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向周恩来汇报时，周恩来说，先不要复信，暂不理他们。
周恩来最后的意见是：“中央研究过了，我们不理他那一套。他不给，我们就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宋任穷、刘杰、万毅要下山了，周恩来、聂荣臻反复嘱咐：对这封信要严格保密，仅限于目前知道的同志，不要再扩大范围。苏共最高层怎么想，怎么做，和在华工作的专家们没关系，这封信的内容一旦传出去，我们的同志势必要有看法，有情绪，弄不好会伤了苏联专家的感情。包括你们，这一点千万要注意，一定要一如既往地待好苏联在华工作的每一位同志。
一天早晨，彭德怀在山间小道上散步，警卫员远远地跟在后面。拐过一个路口，突然遇到了聂荣臻。彭德怀站住了，聂荣臻也站住了，两人四目相对，久久无语。后来，聂荣臻关切地说：“彭总，多保重啊！”
彭德怀轻轻摇摇头，突然双手抱拳，道：“荣臻同志，两弹的事，就拜托你了。”
聂荣臻沉重地点点头，似乎在用眼神告诉老战友，请他放心。从此以后，彭德怀再也无法就国防尖端技术拍扳发言了，这个戎马一生的老兵，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赫鲁晓夫集团停止提供原子弹样品的决定，后来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视为是配合彭德怀等人反对毛泽东而施加的压力，则完全是无稽之谈。
为了记住1959年6月这个特殊的日子，后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工程的代号就确定为“596”。
从庐山下来，回到北京，宋任穷、刘杰感到形势很严峻了。宋任穷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都是我们奈何不得的，但我们得准备一把伞啊！
刘杰后来回忆，他们那时最担心的，已经不是给不给原子弹样品和资料的问题，而是担心整个核工业的建设速度因此而停下来，那么多半拉子工程，真要停下来，以后怎么上？中国的原子能事业，还能继续下去吗？谁心里也没底啊！
25．我们不需要教师爷，不需要指挥棒1959年9月15日至28日，赫鲁晓夫访问美国，与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谈判，双方发表了戴维营会谈公报。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拥抱的照片出现在世界各大报刊的头版上。
9月30日，一架苏联专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前来欢迎的中国领导人、群众代表以及各国记者等候在那里。机舱门开了，赫鲁晓夫挥舞着礼帽，微笑着走下舷梯。欢呼声响起，一名少先队员敬献鲜花后，周恩来迎上前去，与他握手，拥抱。
各国记者们蜂拥而上，纷纷提问。一位西方记者说：“赫鲁晓夫先生，您在美国的15天，都与美国人谈了什么？”
赫鲁晓夫说：“和平、友谊！”
记者又问：“那么你这次来中国，又带来了什么？”
赫鲁晓夫拍拍自己上衣的两个口袋，神气活现地：“我带来了两个口袋，这个口袋里装的是友谊，这个口袋里装的，也是友谊！”
从机场到国宾馆，公路两侧彩旗飘扬，由学生、工人组成的群众夹道欢迎，欢声雷动。车内的赫鲁晓夫不时从车窗里向人群挥手致意。
赫鲁晓夫是结束在美国的访问后，匆忙赶到中国的，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庆典，并进行国事访问。到达的当天晚上，赫鲁晓夫就与毛泽东开始了会谈。
中南海颐年堂的会议室内，中方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陈毅、王稼祥等；苏方有赫鲁晓夫、外长葛罗米柯和驻中国大使尤金等。颐年堂是丰泽园的主要建筑，离毛泽东卧室很近，他经常在这儿举行小范围的会议。
一上来就针锋相对。
赫鲁晓夫说，通过对美国的访问，我认为美国人，艾森豪威尔总统是爱好和平的，而现在世界上却有一股势力是反对和平的。由于美国支持台湾的蒋介石政府，我们苏联是你们的盟友，我们的想法是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消除战争。
赫鲁晓夫话题一转：“可是你们去年却突然对金门进行炮击，这种行动只能加剧紧张气氛，并可能导致世界大战的爆发。”
周恩来立即道：“赫鲁晓夫同志，您去年来，我们就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炮击金门，您应该很清楚。”
赫鲁晓夫说：“是的，我知道你们的想法，但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有很多。”
毛泽东说：“赫鲁晓夫同志，我想知道，如果在你们苏联有一个地方分裂出去了，您，你们的党、政府、人民会怎么办呢？”
赫鲁晓夫说：“我们有过这样的历史，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在远东的国土上曾经建立了一个远东共和国，列宁就承认了它。但是后来又回归了苏联。为什么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不走这条路呢？”
毛泽东冷冷地：“您的意思是，我们允许台湾的分裂，承认它是独立在中国之外的一个国家？”
赫鲁晓夫点点头：“以后再让它回归中国嘛。”
毛泽东坚决地：“办不到！你说的那个远东共和国我不了解，但我知道无论是以前的俄国，还是现在的苏联，无论是对敌人，还是对朋友，凡事关领土的问题，你们可是从来不客气、不手软、寸土必争，半点都不吃亏的！关于台湾问题，我们的态度是明确的，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来解决。”
赫鲁晓夫见说不通，又换了个话题：“艾森豪威尔总统请我转告你们，希望你们把扣押的八名美国人尽快放了。”
周恩来说：“不是扣押，是我们在我国东北地区俘获的八个空降特务。赫鲁晓夫同志，您转告艾森豪威尔，他的话您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会按照我国的法律来处理这件事情的。”
这天晚上，赫鲁晓夫还谈到了中印边界争端问题。这年3月，西藏**喇嘛叛乱之后，印度尼赫鲁政府乘机向中国提出大片领土要求，要中国承认中印边界东段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并企图侵占西段属于中国的大片领土，总面积达12.5万平方公里。美英等西方大国帮助印度政府在联合国内四处游说，而当时，由于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还在台湾的蒋介石手中，无法在世界外交舞台上针对印度的无理要求展开正面斗争，本希望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能够仗义执言，说句公道话。但在9月9日，赫鲁晓夫访问美国之前，苏联政府突然就中印边界争端向全世界发表了一个声明，公然指责中国。本来中国领导人憋了一肚子气，可赫鲁晓夫此时偏偏又提出了这个问题，当面指责中国领导人。
赫鲁晓夫很激动：“你们不应该和尼赫鲁争吵，不应该和印度发生冲突，你们这样做让我们很难办……”
他又说，中国是“好斗的公鸡”。
毛泽东脸色铁青地听着。周恩来等在场的中国领导人们忍着愤怒。陈毅一拍桌子，站了起来。赫鲁晓夫停下了，看着陈毅。陈毅说：“不让我们说，不让我们争，你是什么意思？12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你让我们屁都不放一个，拱手相让吗？不是我们让你们难办，是你们太霸道，欺人太甚了！”
第一次会谈不欢而散。
第二天就是10月1日。上午，***广场如期举行了国庆十周年盛大庆典活动，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等中苏领导人在***城楼上检阅了部队和群众队伍。
有一位名叫舒世俊的摄影师注意到，他的相机里，有好几张毛泽东和赫鲁晓夫说说笑笑的镜头，他感到中苏两国领导人是友好的。但是不一会儿，就从城楼休息室里传出了争吵声。显然是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在吵，开始赫鲁晓夫嗓门大，毛泽东声音小，不一会儿，毛泽东声音大了起来，似乎很生气地说：“我们不需要教师爷，不需要指挥棒！”
10月2日下午，双方继续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会谈，一直进行到晚上，还没有结束。来参加国庆10周年庆典的还有其它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为了招待这些贵宾，那天晚上，安排了两台晚会，一个是怀仁堂的京剧晚会，由梅兰芳演出《穆桂英挂帅》，另一个是文化部礼堂的舞蹈晚会，由苏联著名舞蹈演员乌兰诺娃演出《天鹅湖》。由于事先毛泽东和赫鲁晓夫都没有确定要去哪个晚会，所以两台演出都不敢开始。其它国家的贵宾们都在那儿等着，毛主席和赫鲁晓夫的会谈持续了很久，后来赫鲁晓夫又谈到美国俘虏问题，因为他在美国人面前夸了海口。
会谈的气氛异常紧张。赫鲁晓夫十分蛮横，大声吼道：“这八个美国人你们一定要释放，要释放！”
毛泽东说：“不行。”
赫鲁晓夫说：“为什么不放？”
毛泽东说：“中国是有法律的，他们就得受到中国法律的制裁。”
赫鲁晓夫说：“必须释放！我已经答应了艾森豪威尔让你们放人，你们必须释放！”
毛泽东说：“你不能替我们做这个决定。”
赫鲁晓夫突然一拍桌子：“如果你们有钱，那你们就养着他们吧！”
最终赫鲁晓夫没有说服毛泽东，尽管他蛮横，但毛泽东偏偏不怕他。后来毛泽东对身边人说过，赫鲁晓夫越强硬，我就越顶。
赫鲁晓夫站了起来，拿起面前的礼帽，走了。演出也没有看成。这是赫鲁晓夫最后一次来中国。
这天晚上聂荣臻在场。赫鲁晓夫离开会场的时候，聂荣臻就意识到，苏联或许不会再给中国原子弹技术资料了，而且他们全面中止协定的时间不会长了。下面要做的，就是未雨稠缪，拿出我们的应变之策。
显然，二机部受到的冲击应该是最大的。几个核工厂，需要的设备主要是从苏联进口，如果它撕毁协议，停止援助，该怎么办？这就需要有一个应变的部署。苏联方面的做法是，你的厂房建好了，它就供应设备，厂房没建好，它就不来设备，所以现在面临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以加紧工程建设速度，来催促他们提供设备。
二机部迅速采取了两个行动：一是抢建主工艺厂房，创造好设备安装条件，催促苏方履行合同，交付设备；二是组织科技人员采取同苏联专家一对一或几对一的方式，开展友好活动和对口学习，像挤牛奶一样，想方把苏联专家的技术学到手。
聂荣臻要求各单位，都要学习二机部的做法。
26．来了就不后悔导弹试验基地、核试验基地，以及核武器研制基地这三个基地的建设，以导弹试验基地进展最快，陈士榘、孙继先组织几万人马，仅用两年多时间，就把主要工程修得差不多了。盖杜柯夫终于信服，认为是个大大奇迹。
马兰核试验基地上马最晚，1959年春天才开始。
青海金银滩的核武器研制基地，从1958年冬开始建设，主要依靠从全国各地招来的复员转业军人，以及建筑工程队和民工，加之高原缺氧化，自然条件恶劣，所以土建工程进展很缓慢。李觉十分着急。
1959年春的一天，副总参谋长张爱萍突然来了。李觉陪同张爱萍视察。一间低矮的地窝子前竖着一块牌子，上面写“工程指挥部”几个字。张爱萍打量着地窝子：“这是你的行宫？”李觉摇头苦笑一下。张爱萍转了一圈，说：“地方是个好地方，世外桃源，适合搞核研究，只是科学家要受苦了。”李觉表示，先苦几年，放响一个再说。
张爱萍告诉李觉，他不是专门来的，他去西藏平叛，任务完成，返回北京，路过青海，听说原子弹研制基地在建，便拐个弯来了。又说：“我现在不分管你这个工作，但有困难，你就说。”
李觉马上道：“现在最缺的是施工人员。”
张爱萍思考一下，问：“一个工兵师，够吗？”
李觉喜出望外：“一个师？够了！够了！”
这时候的张爱萍想不到，没过多久，他真就分管这个工作了。
马兰核试验基地开工后，副司令员张志善又回了一趟河南商丘，老单位商丘步校还有一大堆事情需要处理。此时，干部们大都去了新疆，或者去了北京，只有几十个校工还没走。听说他回来，一些校工要求跟他一起去新疆。张志善不能告诉他们，自己在新疆干什么，只说是一件十分要紧的大事情，还说那儿很苦，很苦，去了也许会后悔。如果非要去，就得提前想好，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
做豆腐的20多岁的吴三顺第一个站出来：“俺哥仨，老大老二都结婚了，爹妈身子骨都结实，俺没负担，俺去！”
张志善见他态度坚决，说：“好，吴三顺算一个，马上回去准备，把做豆腐的家伙全带上，下午六点在火车站集合！”
吴三顺又问：“驴牵上吗？”
张志善说：“驴就不牵了，那地方驴多的是！”
吴三顺兴高采烈跑去了。
这时，40多岁的校工杨德启问：“首长，俺是做粉条的，需要吗？”
张志善说：“要！”
一个瘦瘦的师傅说：“掌鞋的呢？”
张志善说：“也要！”
结果，有十多人愿意跟张志善走。傍晚，一列闷罐车皮停靠在站台上，吴三顺扛着石磨、被卷，满头大汗赶来了。杨德启背着一捆晾粉条的小细棍赶来了。修鞋的高师傅挑着掌鞋的挑子赶来了。做酱油的师傅曲从伟赶一辆驴车来到站台，车上装着几口大缸。吴三顺，杨德启等人急忙过来帮着把大缸卸下来，抬进车厢里。吴三顺说：“曲师傅，不是说不让你去吗？”40多岁的曲从伟说：“笑话，只要是人，谁离得了酱油？！”
张志善走过来问他们：“家里都安顿好了吗？”
众人都说：“好了，好了！”
吴三顺说：“首长放心，就按你说的，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俺跟俺爹妈啥都没说，只说去趟郑州，几天就回来。”
望着这些腼腆朴实的校工师傅，张志善不觉眼睛湿润了，他扭过脸去，悄悄抹了一下眼睛。
一声哨音响起，人们迅速进入车厢。沉重的铁门关上，军列缓缓启动……
在我国的导弹和核武器两个试验基地，有几千名这样的职工，他们不仅自己在戈壁沙漠工作了一辈子，许多人的第二代、第三代至今仍然留在那里。
2008年，笔者和吴三顺之子吴戈聊过一次，他现在也是核试验基地职工。吴戈说：军人们可以转业、退伍，就是干到老的，还能进干休点。我爸他们是职工，没有转业、退伍一说，得干一辈子，老了就退休在这儿。干部的孩子，父母一转业，孩子跟着走，我们走不了。我的孩子现在也在这儿。我爸来的时候20出头，1959年春上来的，到1979年才第一次回家，整20年，不是我奶奶死，他还不回去。我爷爷死他都没回去。过去这儿的老百姓就种三种蔬菜，白菜、土豆、洋葱，那时候也没大棚，种别的不长。一个冬天见不到一点青菜，所以豆腐特别受欢迎。我爸那人听不得好话，人们一说他做的豆腐好吃，他就来劲，不仅自己做，还到试验场区，一个连队一个连队跑，教战士们做豆腐。但工人里面没人愿意跟他学，谁愿意一辈子做豆腐呀。所以20年他没回老家，一走，这儿就没豆腐吃了。他走不开。
在笔者请求下，吴戈领我们见到了70多岁的吴三顺老人。我们问他：“您后悔来这儿吗？”
吴三顺说：“有啥后悔的，来了就不后悔。”
“孩子们呢？他们也留这儿了，儿子、女儿他们怨你吗？”
老人半天不说话，最后点了点头。
“孩子他们怨你，您怎么跟他们讲？”
吴三顺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笑：“有时候……打他们。”
老人的眼角突然红了。
离开吴家那套两室一厅的旧房子，吴戈对我们说：“有一年国庆，电视里出现原子弹蘑菇云的画面，我爸高兴的不得了。我说了一句，你一个做豆腐的，原子弹和你有啥关系呀？我爸上来了我一巴掌……我不该这么说他……”
吴戈的眼圈红了。我们忍不住也想落泪，赶紧和他告辞。
导弹试验基地。103团的工地上，纷飞的大雪中，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铁路路基上，人们扛着枕木、抬着铁轨，抢铺铁路。路基两侧，每隔几百米远燃着一堆大火，火堆上吊着一口大锅，有人不停的用铁桶提着雪倒进锅里，眨眼的功夫，锅里的水又沸腾了，舀出来凉在一边，供人们喝。
雪渐渐停了。一阵狂风过来，雪和沙粒打在人们身上。扛着枕木的刘春光一个趔趄，险些摔倒。夏长海跟过来，关切地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身上没劲。夏长海说，你看你脸，乌黢黢的，喝口水去，喘口气儿。刘春光没动，只是大口喘着气。他比刚来时瘦多了，昨天半夜吐过一口血，但他没给任何人说。
一会儿，开饭了。大伙纷纷扔掉手中的东西，围拢过来。几筐热腾腾的馒头放在路基上，还有几铁桶白菜汤。战士们也不洗手，伸手抓起馒头或坐或站着，就那么吃起来。
夏长海一手抓着两个馒头走过来，递两个给刘春光。刘春光坐在路基上，脸色确实很难看，蜡黄蜡黄的，头上冒着虚汗，他只接过一个馒头，咬了一口。
两个卫生员乘大伙吃饭的机会，扒开人们的衣领，在磨破的肩、脖子处涂着碘酒。被涂的人呲一呲牙，却并不耽误吃饭。有人说笑话，大伙的目光都被吸引过去了，等夏长海吃罢三个馒头，去端汤时，回头一看，发现刘春光靠着两根枕木睡着了，手里仍然捏着一个只咬了一口的馒头。
夏长海喊他：“刘春光，刘春光！”
刘春光没有一点反应。夏长海觉得不对劲，心中一抖，手里的碗掉地上了。他试一试刘春光的鼻息，立即大声哭了起来……众人闻声跑过来，纷纷喊着刘春光的名字……
刘春光是河北唐山人，去朝鲜时，战争已经结束，他没有打过仗，天天缠着同班的老兵夏长海讲战斗故事，时间长了，夏长海喜欢上了这个面皮白净像小姑娘的新兵。连里的人都知道他们两个关系好。来这里之前，刘春光以为是来剿匪，来了后天天施工，他原本想不通，在夏长海的带动下，他慢慢能干了，有笑脸了。可是，怎么突然人就没了呀？
夏长海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张三合团长赶过来，命人把刘春光的遗体抬到一顶帐篷内，亲自给他盖上一床干净点的军被。夏长海哭着说：“团长，刘春光到死都不知道咱是干啥的。”
下午，孙继先司令员赶来了，他进了帐篷，对着刘春光遗体，动情道：“小伙子，导弹知道吗？我告诉你，咱们是搞导弹的……”
弱水河畔，有一片胡杨林。此时，夏长海和一名战士挥舞着斧头，从一棵躺倒的胡杨树干上，砍断碗口粗的树枝，拖回来。胡杨被称为沙漠上的生命树，生长千年不死，死后千年不倒，倒下千年不朽。基地创建之初曾颁布过一道命令，任何人不准动这些胡杨。但是每死一个官兵，则可以取一截胡杨做墓碑。
离基地本部几公里远的地方，有一片烈士陵园。铁丝网围起来的巨大的墓地里，坟墓已密密麻麻了。每一座坟前竖着一块剖开的碗口粗的胡杨木墓碑。墓和碑纵横排列，整齐划一，形成一个巨大的方阵。
有一座新坟是刘春光的。
埋了刘春光，第二天施工继续，仍然下着大雪。没有号子声，没有说笑声，人们沉默着，在纷飞的大雪中仿佛疯狂了一般。一车车路基石倾泄在路基上，一根根枕木扔下，人又飞一般朝卡车跑过去，扛起一根，头也不抬往路基边跑……
27．自己干起来再说涅金、马斯洛夫和加夫里洛夫三位苏联专家顾问仓促离开后，苏联方面又派来一名顾问，名叫鲍利斯?列捷耶夫。也许他吸取了前面三位的教训，来中国后基本不说话，年轻人向他请教原子弹的知识，他王顾左右而言它，就是不说正题。他自己整天在屋子里坐着，什么也不干。刘杰代表部里找他请教，希望他给院里的人安排工作，过了好久，他只提了三条：一是组织已经调来的全体人员学俄语，二是新来的大学生要学一本苏联出版的书《流体力学》，三是已经调来的一部分技术工人，重新返回工厂实习。至于搞原子弹研究，还早着呢，不急。
时间一长，大家就称列捷耶夫为“哑巴和尚”。
一天，教室内，胡思得、丁健飞、张洁等一帮年轻人聚在一起，就一个技术问题讨论着，争论着。胡思得说：“这个问题要是列捷耶夫能结合实际给咱们讲讲就好了。”
丁健飞认为不可能请动列捷耶夫，邓稼先已经碰多少回钉子了，他从不给面子，何况咱们。有人提议，让张洁去试试，说没准一见到漂亮姑娘，哑巴和尚就会开口。一群人跟着起哄。张洁壮了胆子：“去就去！”
丁健飞急忙道：“我也去！”一群人笑着把丁健飞拦住了。有人喊：“张洁，听食堂大师傅讲，老列每天午饭后都要吃冰棍，去买根带过去！”
张洁果真带着冰棍去了，她敲了敲办公楼二楼列捷耶夫办公室的门，手拿一根冰棍，笑眯眯地推开门。列捷耶夫抬起头，有些意外地看着张洁，用中文说：“你好。”张洁用俄语说：“您好，列捷耶夫先生。”
张洁走过去，把冰棍递给列捷耶夫。列捷耶夫没有推迟，说声谢谢，接了。张洁学了一阵子俄语，已经能够进行简单的交谈。她说：“列捷耶夫先生，我是来学习的，我能问您问题吗？”
列捷耶夫点点头。张洁欣喜地：“您知道，在中国还没有人见过原子弹，您能给我讲讲，原子弹是什么样子吗？”
列捷耶夫思索着，一眼看到墙角的一个西瓜，他做了一个手势道：“噢，就像一个西瓜。”
张洁略愣一下，继续道：“那中子源呢？”
列捷耶夫又想了想：“就像一个苹果。”
张洁继续道：“那原子弹的外部结构是什么样的呢？”
列捷耶夫思索一阵：“就像……就像一个装苹果的箱子。”
张洁生气，不问了，看着列捷耶夫。
列捷耶夫直视着张洁，似乎有些歉意，说：“我知道，我的回答不能让你满意，抱歉了。但如果将来有一天你懂了，你就会明白，我说的是对的，事情本来就是这么简单。”
张洁失望地走了，几个年轻人听了她的复述，哈哈大笑。从那以后，没人再找列捷耶夫请教。
这个时候，邓稼先担任主任的理论部已经有了十多个人，有从各大学分来的，有几个从苏联回来的。他们除了学俄语，就是啃那本《流体力学》，尚没有能力独立进行原子弹研究。邓稼先一遍遍带领大家上课，结果有年轻人不干了，发牢骚说，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外地来京的同学面都不敢见，卯足劲要搞原子弹，谁知道吃饱了躲在这儿跟这本书较劲，说出去都脸红！模型等不来，资料等不来，专家来了不教，咱自己又不懂，老邓，原子弹咱到底还搞不搞啊？不搞让我们走，搞别的去，免得在这儿Lang费国家的粮食……
邓稼先也没办法，只好劝大家耐心一点，说时候一到，就自己动手干。
宋任穷认为，原子弹模型和资料拖着不给，又来个不说话的专家，我们不能再这样傻等了。他对党组成员说：“聂帅不是说毛主席让我们做好两手准备吗？那只手我们管不着，我们自己这一只手得干了，干起来再说！”
原子弹工程很大，感觉大得无边无际，其实就三大块，一是理论设计，二是制造，三是试验。理论设计是龙头，因为你设计不出来，就没法制造，更谈不上试验了。而设计这一块，任务就在核武器研究院。眼下，只有邓稼先的理论部，人员比较充实，其它部门，还在筹划之中。
二机部领导觉得，必须大力加强核武器研究院的力量。眼下李觉在青海主持施工，而且他是个将军，院里这边主要是吴际霖抓总，下一步，大批科学家要来，在将军和科学家之间，需要一位既是科学家，又能做组织工作的。对于这样一个人选，宋任穷找到钱三强说：“三强同志，请你考虑一下。”
钱三强马上就说出了一个人：朱光亚。
朱光亚是湖北人，1941年考入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物理系，后转入西南联大。1946年8月，他和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李政道等5名青年才俊被蒋介石派往美国考察和学习制造原子弹。后进入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深造。1949年6月，25岁的他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1950年初，他和52位留美学生在纽约《留学生通讯》上发表《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号召大家回国效力，参加新中国建设，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他本人抢在美国对华实行全面封锁之前，踏上了回国路程。回国后，26岁的他到北京大学物理系担任副教授。1952年，他穿上志愿军军装，来到战火纷飞的朝鲜，作为翻译参加了志愿军谈判代表团与美军代表团进行的较量，亲眼看到美国人作出的包括使用原子弹的威胁恫吓。有许多次，敌人的飞机就在附近狂轰滥炸，这使他想起当年在西南联大躲避日寇飞机轰炸的情形，那时他经常背着吴大猷的夫人他的师母跑警报，这样的亲身体验，使他深感祖国还很孱弱，祖国需要尽快强大起来。
1957年，钱三强把他秘密调入原子能所，从事中子物理和反应堆方面的研究，用钱三强的话说，他这叫“归队”。不久，他担任二室副主任，主任是钱三强夫人何泽慧教授。
钱三强对宋任穷说，据他观察了解，朱光亚既是一位出色的科学家，又能做组织领导工作，虽然只有35岁，名气不大，但正是干大事的年纪，他来核武器研究院辅佐李觉，是最合适的。
朱光亚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他来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由他主持，邓稼先等人参加，把那次听三位苏联专家讲课的六个笔记本，从部保密室里借出来，整理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经朱光亚审查后，他写了一个序言，后来原子弹攻关，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紧接着，在二机部大力支持下，在钱三强等指导下，朱光亚围绕理论物理、试验物理、中子物理、爆炸物理自动控制和弹体弹道六个方面，组织人马，一点点摸索，做攻关前的准备工作。
几十年之后，朱光亚参与原子弹研制这件事情开始在报章上披露，当年和他一同出国的李政道获知后，说：“当初蒋介石派出去学做原子弹的几位，选我是选错了，我没有学做原子弹，仅仅在纯物理的领域中工作，其他几位也都没有去做原子弹。只有朱光亚是派对了，他回国来是参与做原子弹的。”
由于一系列的变故，最初设想的1962年爆响第一颗原子弹的计划，已无实现的可能了。
1960年初的一天，毛泽东在广州约见几个部长，其中有宋任穷，当时康生在场。毛泽东询问原子弹的情况，宋任穷说由于苏联的原因，二机部再三研究，估计即使尽到最大努力，爆炸时间也得推迟到1964年。康生插话说，1964年爆炸太迟了，还是应该1962年炸。宋任穷一听，心里很恼火，他怕毛泽东也跟着点了头，就会成为一种决策，但事实上又绝对办不到。他很着急，一再坚持说，1964年不可能爆炸。康生和他争了半天，毛泽东一直没有表示，最后只讲了一句话：“康生，你去当二机部长吧！”康生一听不对，再也没说什么。宋任穷心里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1960年春天，国家为二机部、核武器研究院陆续选调人才。到这时，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储存了一批核物理、核化学，以及力学方面的精英人物。这些人主要集中在原子能所和核武器研究院，他们中有钱三强、赵忠尧、王淦昌、彭桓武、何泽慧、朱光亚、邓稼先、朱洪元、杨澄中、杨承宗等，另外还有中美日内瓦大使级会谈开始后陆续回国的张文裕、王承书、郭永怀、汪德昭等，还有分散在各高校、各级研究机构工作的程开甲、胡济民、吴征铠、周光召，以及陈能宽、曹本熹、汪德熙、于敏、秦元勋、姜圣阶、黄祖洽等等。在这些科学家的带动和培养下，一支比以往强大得多的科研队伍逐渐形成，这一人才资源在不久后的大攻关中，成为了中国尖端科研战线的精锐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