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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真是个好场子张蕴钰在敦煌组织了一支20多人的精干队伍，带了8辆车，携带了可用10天的各类物资和一部电台，带着一张沙俄测绘出的新疆地形图，于1958年12月24日晨，顶着漫天风沙，经玉门关向西而去，一头扎进了罗布泊.这是一片千古死寂的茫茫荒原，没有人烟，没有生命，只有海Lang般连绵起伏的沙丘，寸草不生的砾漠，千姿百态的雅丹地貌，清冷沉寂的古老废墟……在这片荒漠的中心地带，便是消失了两千多年的楼兰王国的遗迹。近代西方探险家来过这里后，发出了这样的悲叹：“可怕！这里不是生物所能插足的地方，而是死亡的大海，可怕的死亡之海！”
小分队摸索着前进，在死亡之海的边缘穿过，到达孔雀河边。这一天，他们逆河而上，又向西行进了一百多公里，通过目测，可以看出这一片戈壁地域开阔，比较平坦，他们选了一个点做中心，然后以此分东南、东北、西北、西南方向踏勘地形地貌和水源土质。往远处看，北部的天山博格达峰和南部的阿尔金山都很高大，海拔在5000米以上，像两道巨大的自然屏风，东部为土山和丘陵，再向南是一往无际的沙漠。这个区域内有流水不断的孔雀河，水资源比较丰富，并且方圆三百公里内没有人烟。把这里作为核试验场，算得上是天造地设。
1958年12月28日，勘察小分队在罗布泊西北一百多公里的地方，打下了第一根木桩。后来，这附近就做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爆心。
小分队几经周折到达鄯善，张蕴钰马不停蹄回北京汇报。1959年1月下旬，张蕴钰陪同万毅和工程兵设计院院长唐凯，乘飞机到达新选场区进行空中视察。从飞机上往下看，孔雀河至北山60余公里，东西长约100公里，地势平坦，海拔1000米，地质条件较好，这里长年风向是西风，下风方向，东至敦煌420公里之间无居民，无耕地，无牧场，还未发现有价值的矿藏。在西南方向，有一个叫铁干里克的村庄，但也在120公里之外。万毅中将忍不住说：“真是个好场子。”
春节过后，苏联专家加入进来，进一步进行勘察，做施工前的准备工作。有一个叫库巴的苏军大尉，因为在戈壁滩上住帐篷睡地铺，嫌生活困难，整天拉着脸，不高兴。我们的人给他找来一**丝床，他还是不满意，说你们陈司令（陈士榘）来了，你们能让他住大帐篷吗？
有一天深夜，别人都睡了，来了四五个将军，有上将、中将、少将，他们也都睡地铺，把稻草往地上一铺，躺下就睡了。天不亮就又走了。库巴大尉起床后，问翻译，夜里来了什么人？翻译告诉他，陈司令来了，万毅部长、常勇政委、张蕴钰司令等人，也都睡地上。到了第二天夜里，将军们又来大帐篷里过夜，库巴大尉一夜没睡好，不敢起来小便，早上憋坏了。问他为什么？他说，哎呀我出脚要从上将的头上跨过去，我哪敢啊。到这时，他才知道，让他睡钢丝床，确实已经是特殊照顾了，从那以后，他不再抱怨。
1959年春暖花开的季节，张蕴钰带领创业者们从罗布泊地区来到博斯腾湖，大片清澈的湖水令疲惫不堪的人们精神百增，他们扑到湖边，尽兴地喝，又把自己洗了个干干净净。张志善往北京起草了一份电报，电文中有这样几句话：“这里土地肥沃，能种菜、种粮，这里水源充足，水是甜的，还带有点香味。”
刚担任新成立的国防科委副主任的万毅，看到电报哈哈大笑：“水还带香味！他们都成了诗人了！”
离湖区不远的一片平坦的土地上，有一丛丛美丽的小花朵迎风摇摆，当地人说，这种花儿叫马兰花。张蕴钰随即兴之所至，把核试验基地的生活区，命名为“马兰”。
从那以后，马兰就成为核试验基地的一个代称。人们一说马兰，就是指核试验基地。
1959年6月13日，总参谋部正式下文，批准原子靶场改称核试验基地。这一天后来成为基地成立的纪念日。
基地第一次党委会是在马兰的一个地窖中召开的。开会那天，地窖门口的屋檐下，有一窝小燕子正在破壳。一大早，张蕴钰就叮嘱来开会的人：“脚步轻点，嗓门小点，别惊扰了燕子。”
许多年后，张蕴钰仍然记得那窝小燕子破壳而出的情形，他喃喃地说：“戈壁滩上，这些小生命，多不容易呀……”
20．导弹研制要“爬楼梯”
1957年12月下旬的一天，导弹研究院政委刘有光把六室主任任新民叫到办公室，让他带几个技术人员和工人到满洲里去，负责接收苏联援助的P-2导弹样品。这是国防新技术协定里注明的，苏联援助中国两枚P-2导弹和全部的技术资料。刘有光特意叮嘱任新民：“这次任务事关我们和苏联两国的军事机密，到死也不能告诉无关人员。”又说：“到达满洲里以前，随行的其它技术人员暂时也不要告诉他们。”
任新民郑重地点点头。他和参加这次任务的全体人员都严格执行了这个承诺，直到改革开放后，我国的航天技术发展已公开对外报道，人们方知当年神秘的满洲里之行，是去接回苏联的导弹。
经历了天寒地冻的几个昼夜，他们终于在满洲里的边境线上，等来了苏联方面的专列。由于苏联铁路是宽轨，中国铁路是窄轨，双方车辆需要调换车皮，为了保密，这项工作必须在深夜进行。任新民和同事们在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中，配合苏军士兵进行装卸，然后，在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士兵护卫下，导弹专列平安驶抵位于北京南郊长辛店的一分院。当时一分院只有一幢四层楼房，挡不住这枚近18米高的导弹，同样为了保密，在导弹的四周搭起一个大席棚，把导弹围在当中，不让人看见。
P-2导弹是苏联在仿制德国V2导弹的基础上改进的地对地导弹，射程约590公里，导弹全长17.7米，最大直径1.65米，起飞重量20.5吨，火箭发动机采用液氧和酒精作推进剂，推力为370吨。苏联当时最先进的导弹是P-12，尽管P-2已经大大落后，但中国仍然视为宝贝。拉回厂里后，除了少数人可以接近外，绝大多数人不许靠近。北京军区的几个将军来找聂荣臻，他们都是聂的老部下，提出要看看导弹，聂荣臻不同意，他们赖在家里不走，并且说，我们都是军以上领导，绝对不会泄密。最终聂荣臻也没有同意。
钱学森带领导弹研究院全体技术人员，消化吸收P-2。这时候，导弹研究院已经初步建立起导弹总体、空气动力、发动机、弹体结构、推进剂、控制系统等10个研究室，由任新民、屠守锷、梁守、庄逢甘、梁思礼等科技专家领衔。几个月后，苏联方面又运来了P-2导弹武器系统的各种图纸、资料、工艺规程和部分工装模具、检验设备，一批专家也来到导弹研究院，对中国科技人员传帮带。最初一切都是友好的，顺利的。苏联方面对推动中国火箭导弹事业初期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有效的重要作用。
1958年5月29日，聂荣臻正式部署，展开对P-2导弹的仿制，要求1959年9月完成第一批导弹的总装出厂，争取国庆节前后试射，为此，将仿制P-2导弹的任务代号称作“1059”，隐含1959年是建国10周年之意。后来还有人考证出，红军长征途中使用的电报密码里，1059是个“鹰”字。
当时正是大跃进最热闹的时候，受工农业战线放“卫星”的影响，导弹研究院很多人也是不甘寂寞。有人看到从苏联弄来的导弹样品，说：“这玩艺儿简单，用不了几天我给你敲出一个。”东西是敲出来了，可它不是导弹，不能实际操作，其实只是个空壳子。还有人说：“干什么非要仿制，直接搞自行设计就可以。”有的说：“三年打到太平洋，五年放个小月亮。”这就更离谱了。院里有些领导还不习惯按科研、生产计划安排工作，而只想以“五一”“七一”“八一”“十一”献礼的方法，代替科研、生产计划。
面对这种头脑发热，好高骛远的现象，聂荣臻严肃地告诫他们：“要学会走路，然后再学会跑步，像爬楼梯一样，爬完了第一层，才能爬第二层，仿制的目的是为了独创，但必须在仿制中把技术吃透，才能够独创。”
这就是当时传诵一时的“爬楼梯”理论。
不仅导弹、卫星这边盲目“跃进”，原子弹那边也有人头脑发热，最典型的体现在全国好多省份，全民“土法炼铀”，把挖出来的铀矿石用土办法提炼其中的铀成份，不仅造成极大Lang费，而且严重污染环境。这些事情传到毛泽东耳朵里，毛泽东批了八个字：先写楷书，再写草书！意思是国防尖端事业不要冒进，要一步步来。
在聂荣臻等的努力下，导弹仿制工作经过最初的混乱之后，渐渐走上了正规。
这期间，聂荣臻报经彭德怀同意，代军委起草给中央的报告：为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因素，统一组织力量，把研究设计、试制和使用三方面紧密结合起来，加强组织领导、规划协调，并进行监督，“建议把原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航委）的工作范围加以扩大，改为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委），在军委、中央科学小组领导下工作。”
10月16日，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聂荣臻成为国防科委第一任主任。不久，聂荣臻又担任了国家科委主任。至此，聂荣臻身兼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科学小组组长、国家科委主任、国防科委主任，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建立起了对全国科技事业的集中统一领导机制。后来中国两弹一星事业的成功，这个机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21．天天想象原子弹是什么样子1958年夏，张洁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她是苏州人，人长得文静、漂亮，性格也爽朗，平时是个活跃分子。她在大二时就是党员了，因此毕业前，党总支书记找她谈话，神色严肃地希望她能到二机部的一个单位工作。她当时根本不知道二机部是干什么的，心想既然组织上提出了，那么就答应吧，她想都没想，也没和父母商量，当场就在一张表格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党总支书记再三叮嘱她，暂时不要把分配去向告诉任何人。
去单位报到那天，她没有让人送，自己带着介绍信，提着简单的行李，转了两次公共汽车，七拐八转，才来到位于北京北郊的花园路上。路两边都是半人多高的高粱，只有一处工地，主体建筑还没有封顶，虽然看上去只是一个普通的工地，但门口却有双岗，还有人巡逻，士兵都是荷枪实弹。显然就是这儿了。
张洁快走到门口时，有个人从后面喊了她一声。她吓了一跳。回头一看，是同班同学丁健飞。丁健飞也提着简单的行李，看样子也是去一个单位报到。丁健飞问她去干什么。她想起学校领导的再三交待，不能给任何人说，就含含糊糊地说，到附近来找一个亲戚，可能迷了路，正转悠着找呢，不过应该快找到了。丁健飞说他去单位报到，单位也在这一带，以后多联系啊。他就往前走了。
到了傍晚，到工地临时食堂打饭时，张洁才发现，丁健飞也端着碗来了。原来他们分到了同一个单位，因为保密的原因，谁也没敢透底儿。来报到时，显然都故意打了马虎眼。二人相见，哈哈一笑，这事也就过去了。
张洁和丁健飞来这儿后认识的第一个领导便是邓稼先。邓稼先虽然是他们的主任，但他没有任何架子，部下都叫他“老邓”，而不叫他“邓主任”。他们来的时候，从复旦大学毕业的胡思得也刚来没几天。邓稼先开始也没说他们是干什么的，只是带他们干活、看书。因为要搞建筑，首先要把没成熟的高粱砍倒。邓稼先带领他们几个年轻人砍高粱，搬砖头，当泥瓦工，什么样的脏活累活都干。新垒起来的小屋当宿舍，墙是湿的，地是湿的，被窝也是湿的，好长时间洗不上澡，身上都长了虱子。白天一晒太阳，浑身痒的受不了。张洁和两个来自北大和北航的女孩子住一起，生活很苦，但没人叫苦，因为他们很快就知道了，这里将是保管原子弹的地方，中国的原子弹工程，将从这里起步。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和伟大的事业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因此他们无比的幸福……
星期天，有时候邓稼先带几个年轻人，到东安市场的旧书店里买书，运气好的话，能买到一两本有用的物理学方面的外文书籍，每逢买到有用的书，大家就高兴得跟过年似的，一路上嘻嘻哈哈往回走。
当时他们最宝贵的一本书，是哥朗的《超音速流和冲击波》，是钱三强访问从苏联时带回来的，全中国就这么一本。那么多人要看怎么办？大家就刻腊板，印出来，人手一份，书里面有很多图，也要画出来。冬天来了，天气冷，新盖的房子，没干透就住进去了，潮湿得很，又没暖气。马路对面的副食店里，有个火炉，晚上大家就跑到那儿去，围着火炉看书。在那儿看，不敢说，回来了再讨论。邓稼先有个好办法，大家看一章，他就组织讨论一章，都是年轻人，很热闹、很自由，互相探讨，互相启发，说错了也不怕，每个人进步都很快。
在二机部其他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作为办公楼的一座灰楼很快建起来了，从此，灰楼成了核武器研究院在北京的标志性建筑。但花园路这个隐秘的地方，它最初是作为接收和消化苏联提供的有关原子弹的模型、技术资料而规划的。只所以选这儿，是因为这儿离西直门火车站很近，便于在原子弹样品运到时，不用经过北京城区而直接运到仓库。
存放原子弹的模型，按照苏联方面的要求，首先要有一个合适的仓库，仓库的图纸是保密专家画的，前边一个厂房，有一个吊车，一个深坑，后边紧挨着是八间房子，保存技术资料用。里面还要堂各种各样的设备，比如保温、保湿等等。还要有各种各样的保密措施。二机部要求李觉，限期一个月建好，因为苏联方面随时会把原子弹的模型运过来。时间太紧了，研究院没有能力这么快建好它，李觉只好去找他的老战友、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听说那么重要，万里一口就答应了，派来了施工队，结果用40天的时间建好了。
建好了仓库，李觉、邓稼先他们就天天等，盼那个原子弹样品快点来；张洁他们天天想象原子弹是什么样子。
1958年7月，苏联核武器研究院的三位专家到了北京，负责人是37岁的叶夫盖尼?涅金，他是苏联核武器研究院第一副总设计师，另外两名同为40岁的马斯洛夫和加夫里洛夫，他们都是苏联在核武器方面的顶尖人物。三位专家来华的目的，就是察看中国原子弹模型及资料存放的条件是否具备，并且帮助二机部规划核武器研究机构。苏联方面认为中国方面修建仓库起码得半年时间，结果只用了40天。
钱三强、刘杰、李觉、吴际霖等人陪同苏联专家检查仓库，看了一圈后，涅金比较满意，但马斯洛夫提出：“这么重要的设施，应该有围墙，有电网保护起来，还应该有严密的保密措施。”
李觉答应马上照办。不几天，库房的周围围起了高高的红色砖墙，墙上安装了铁丝网，库房门口也布上了岗哨。但马斯洛夫皱眉指指脚下的土路，说：“原子弹模型非常敏感，这些路不符合要求，不然运来了模型，也无法通过这样的路运到库里去。”
李觉只好又说：“好的，路我们立即修好。”
修路的时候，聂荣臻、陈赓、宋任穷、钱三强等领导利用晚上时间，都来参加过义务劳动。很快铺上了沥青，路很平整，应该说无可挑剔了。谁知，三位专家来验收时，马斯洛夫指着模型库房的门窗，又说：“这种普通窗户不行，不符合保密规定。”
李觉等人愣了。
担任负责人的涅金态度一直很随和，他也不高兴了，说：“马斯洛夫同志，第一次、第二次来你为什么不提醒呢？这样Lang费了他们，也Lang费了我们的时间，还有什么问题，请你今天一起告诉中国同志。”
马斯洛夫说：“就这个问题了。”
涅金就对李觉道：“把窗户装上铁栏杆就行了。”
李觉马上说：“我们很快就能办好。”
涅金总结说：“好吧，这里一切都很好，完全符合要求，我们不再来看窗户问题，我们马上向国内报告，请示尽快将模型和技术资料运来。”
这让李觉等人喜出望外。
但是中国企盼的那个“宝贝”，却始终没有等来。在当时，相当长的时间里，参与其中的很多人并不知晓它迟迟没来的原因。
22．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也许要从1958年4月说起。
1958年，苏联连续向中国提出两项损害中国主权的建议，隐隐显示出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的意图。
4月18日，彭德怀收到一封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写来的信。信中说，为了指挥苏联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潜艇，苏联迫切希望在1958年至1962年间，由苏联和中国共同建设一座大功率长波电台，资金可以主要由苏方承担。
中国最高层反复研究了这封信的意图。毛泽东认为：这封信给我们出了一个大难题。不同意，必有伤和气，尤其是苏联帮我们在前。可是我们不可能拿原则、拿主权去讲这个和气。我们的原则是不和任何国家搞军事同盟。现在困难不搞，将来强大了也不搞；主权问题更是半点不能含糊。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彭德怀多次研究后，决定：同意建这个电台，就按苏联方面提出的1958年至1962年建成，建成后两国共同使用，欢迎苏联提供技术支持，但一切费用由中方全部承担，由我们来管理，所有权是我们的。
彭德怀于6月12日复信给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把上述意思说了。但是，苏联方面对中国拥有电台的全部所有权这一原则性立场不予重视，一个月后，向中方提出的协议草案中，仍坚持由中苏双方共同建设和管理。
苏方的协定草案中国方面不能接受。
就在中苏双方为是否共建长波电台一事发生争执期间，苏联又向中国提出建立共同潜艇舰队问题。当时，苏方多次向中方谈到现代海军舰艇的发展趋势和苏联研制新型潜艇的情况，建议中方向苏方订购先进的海军装备。6月28日，周恩来据此给赫鲁晓夫写信，希望苏联在中国海军建议方面给予新的技术援助。在中国提出上述要求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突然求见毛泽东。毛泽东于7月21日在中南海和尤金见了面。当时在场的还有周恩来、彭德怀等人。
双方稍事寒暄，尤金就说：“今天我来拜见主席同志，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赫鲁晓夫同志，让我以他的名义向您提出，为了应对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希望同中国商量，我们双方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
毛泽东一愣：“又是共同，建在哪里呀？”
尤金说：“我们已经试制出很先进的新型潜水艇，这种潜水艇就是为了在太平洋对付美国第七舰队的。但是苏联的自然条件不能充分发挥新型潜艇的作用。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条件很好，因此希望在中国的某个地方建立一支共同的潜艇舰队。”
毛泽东突然有些愤怒了，说：“你们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这么个搞法？要搞，首先要明确方针，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你们得说清楚。”
尤金解释不清。毛泽东严厉地说：“你讲不清，请赫鲁晓夫来讲！”
尤金走了，彭德怀来回走着，生气地说：“电台架在我们岸上，潜艇驻在我们港口，天天在我们的海底转悠，这叫什么事？”
周恩来说：“一个联合电台，一个联合舰队，中国的海防就不在自己手里了。请神容易送神难，一旦进来，再想让他走就没那么容易了。”
彭德怀又说：“他要不高兴、想翻脸、想咬人，岂不是张口就来！”
毛泽东仍然沉默着思索、吸烟，一言不发。
尤金回大使馆后，立即给莫斯科发紧急电报说明情况，然后再次请见毛泽东。第二天见面后，还是一再说建联合舰队的目的是对付美国，建长波电台的目的中指挥潜艇舰队，而且都必须在中国建。这时候领导人都明白了，苏联不仅是对付美国，恐怕还有个不可告人的目的，那就是也可以控制中国。
这一次，除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之外，刘少奇、邓小平、陈毅、聂荣臻、叶剑英等人也参加了和尤金的谈话。听了尤金的解释，毛泽东更恼火，他说：“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他又说：“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主义……如果你们这样说，我就可以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中国的海岸……”
这一天，主要是毛泽东在说，其他领导人只是听。毛泽东一个劲地追问：“苏方的真实想法究竟是什么？你告诉我！”
尤金回答不出来。
毛泽东生气地说：“不行！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弄清楚。如果你讲不清、不便讲、讲了不算，请你转告赫鲁晓夫同志，我请他来讲。”
没办法，尤金只好给赫鲁晓夫拍了电报。赫鲁晓夫决定亲自来，而且马上来。仅仅隔了几天，7月31日，赫鲁晓夫便来了。
这次中苏双方最高级别的秘密会谈一开始，赫鲁晓夫一个劲地埋怨尤金没说清楚，然后又重复了一遍大体上是尤其说过的那些话。他讲了差不多有半个小时，毛泽东不高兴地打断他：“赫鲁晓夫同志，你讲了很长时间，还没说到正题。”
赫鲁晓夫有些尴尬：“我们只是有这个想法，想跟你们商量。就是建一个共同舰队，再有一个长波电台进行指挥……”
毛泽东依然是板着脸：“请你告诉我，什么叫共同舰队？”
赫鲁晓夫支支吾吾地：“共同么，就是共同商量商量的意思……”
毛泽东更不高兴了：“什么叫共同商量？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了？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的沿海地区都拿去？你们都拿去算了！”
毛泽东的愤怒令赫鲁晓夫始料不及，但他既然来了，就想把事情谈妥，所以他没有发火，而是继续解释道：“毛泽东同志，我们没有这个意思，不要误解。我们在家里已经商量过了，现在是和中国同志商量，就是要共同加强防御力量……”
毛泽东继续不依不饶：“你这个意思不对，你们明明是搞联合舰队！”
第一次会谈没有任何结果，而且双方都有些尴尬。接着谈第二次，无论赫鲁晓夫拿出什么样的理由，毛泽东仍然是坚决不松口。赫鲁晓夫皱起眉头：“没想到引起你们这么大误解，这就不好商量，不好办了。”
也许想到这样收场，他也是下不了台，想了想，又建议：“毛泽东同志，我们能不能达成某种协议，让我们的潜水艇在你们国家有个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留？”
毛泽东立即断然拒绝：“不行！”
赫鲁晓夫也有些愤怒了：“北约在互相合作方面没什么麻烦，可我们之间竟然这样的一件事情都不能达成。”
毛泽东仍然说：“不能。”
赫鲁晓夫只好又说：“为什么要这样误解我们呢？毛泽东同志，你是知道的，我们是对你们作出了许多援助的。”
毛泽东语气柔和了一点：“这是另一个问题，是另一个问题。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苏联人民给了我们宝贵的援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毛泽东和中国人民都不会忘记的。但友谊和主权不能混为一谈。其它问题都好说，主权不行。”
这天的会谈，毛泽东最后说道：“英国人、日本人、还有别的许多外国人已经在我们的国土上呆了很久，被我们赶走了，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的目的了。”
四天的中国之行，赫鲁晓夫一无所获。20年后，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记得很清楚，1958年毛泽东是如何断然拒绝了我们要求在军事合作方面的努力的。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样动怒，他始终也没有允许我们在中国建立潜水艇基地。”
赫鲁晓夫黯然离开了北京。中苏关系的阴影也浓浓地投下了。据说，苏联驻华大使馆的人对苏联核专家说：“赫鲁晓夫同志走了，你们也该收拾行李了。”
23．中国方面一切都还蒙在鼓里三位苏联核专家涅金、马斯洛夫和加夫里洛夫，在北京滞留期间，应二机部邀请，在很小的范围内，讲了一堂关于原子弹的课，三个人分别讲了原子弹的原理、结构和设计。他们在黑板上画结构图，讲一些基本的原理，但很少透露数据。时间是1958年7月15日，地点在二机部机关宋任穷、刘杰合用的办公室。参加听课的人是二机部的六位领导，即部长宋任穷，副部长刘杰、袁成隆、钱三强，以及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吴际霖和郭英会，还有一名翻译叫朱少华。李觉因为出差，没有参加。苏联专家担心保密问题，刘杰告诉他们，这层楼上，只有这个房间里的我们这些人，又专门安排人在楼梯口守着，别人一律不准到这一层来。
讲课前，苏联专家提出，不要记录。讲课中间，也几次提醒，不要记。实际上他们都记了一些，钱三强和吴际霖记得更多一些。讲完课，苏联专家有些不高兴，提出要把笔记本收上来，当场烧掉。宋任穷反应快，站起来说：“同志们，我是中国政府的部长，上将军衔，也是中共中央委员，你们应该相信我，把记录本交给我处理，你们就放心吧！”翻译把这几句话译过去，三位专家商量一下，勉强同意了。
课后，这6个笔记本锁进了二机部的保密柜里。讲课的事，除了在场的人，其他人都不知情。
应该说，这是一堂比较重要的课。宋任穷后来在回忆录里说：“这次报告对我们研制原子弹初期工作是有益的，起到了引路的作用，加快了研制进程，争取了一些时间。可是他们讲的，毕竟只是一种数学概念，不是工程设计，而且有的数据根本不对。”刘杰认为：除了最后一个数据不准确之外，其余大体都是事实。
这最后一个数据，宋任穷说：“苦了我们用两年左右的时间，经过反复计算才弄清楚。后来的研制工作，完全是靠我们自己的科技人员……”
三位苏联专家讲过一堂重要的课之后，又在邓稼先等人分别陪同下，到几个核工业部门进行参观，他们都提出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意见和建议，现在想起来，这三位苏联著名的核武器专家对中国算是很友好的，几十年过去，核工业部门的一些老人还记得他们。9月份之后，他们相继奉调回国，而且是匆匆走的，一去不复返了，没了消息。11月份，郭英会到苏联参观期间，曾要求见一下他们，苏方礼貌地拒绝了。至于什么原因，苏方没作回答。
后来据说是他们三位在华期间，说得太多了。有人回国后还受到了处分。
1957年，艾森豪威尔连任美国总统后，再次策划“****”阴谋，1958年，在美国的积极鼓动下，蒋介石加紧“反攻大陆”的行动，不仅对福建、浙江沿海进行轰炸，而且频繁出动飞机，在云南、四川、西康、青海等地散发传单，空投特务。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7月中旬，命令解放军集中炮兵和海空军部队，对金门的国民党军队实行全面压制和封锁。
炮声一响，美国口头强硬，但没有直接出兵，只是再次讨论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
1958年，美国共进行66次核试验，仅台海危机之后的10月份一个月内，就进行了23次。从这个气势上看，的确吓人。
苏联方面的表现，比较微妙，先是责怪中国方面炮击前不事先通报，让他们被动。尔后态度强硬，站在中国一方。
炮击进行几天之后，在一次书记处的会议上，周恩来说：“炮击金门，使我们摸清了美国的底，真打起来，美国人是不会卷进来的。”
周恩来又说：“美国又在叫嚷对我们使用核武器，不管是真是假，嚷出来总有他的目的，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请大家议一议这个问题。”
毛泽东认为，如果真要用原子弹，我们炮击金门，是他最好的借口。他们目前没动，一是在看苏联的态度，看苏联这把核保护伞怎么发话，毕竟他还是有些顾虑的，二是试探我们的反应。
书记处认为，有了不久前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争吵，苏联的态度恐怕不会和过去一样了，至少话说出来不像过去那么强硬了，甚至不排除借此机会敲打敲打中国。
毛泽东认为，苏联不站出来也好，我们就好好看一看没有苏联因素，美国人到底怎么对待我们。
聂荣臻汇报说，在房山的那个“一堆一器”差不多了，这种情况下，搞不搞剪彩仪式？
毛泽东指示，不但要搞，还要搞大些，隆重一些。
按常规，反应堆和加速器这样敏感的东西应该高度保密才对，毛泽东反其道而行之，这个态度再明确不过了，就是试探一下美国的态度。
1958年9月28日，中国第一座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建成移交。陈毅、聂荣臻、林伯渠、张闻天、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李济深、郭沫若、黄炎培、陈叔通等领导人，还有从苏联请来的苏联原子能利用总局副局长叶夫莫列夫，苏联科学院院士阿里哈诺夫和维诺格拉多夫，以及多位苏联专家，来到房山县的坨里，参加建成典礼，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主持典礼仪式。陈毅、聂荣臻、林伯渠上前剪彩，聂荣臻在验收证书上签完字后，郑重交给钱三强。聂荣臻讲话说：“在今天的时代，原子武器并不是美国所能独占和垄断得了的……”
会后，各大报刊刊登出陈毅、聂荣臻等领导以及苏联专家的照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文台、英文台、俄语台等播放了这条新闻，以及聂荣臻、郭沫若和叶夫列莫夫等人的讲话。
与中国的高调宣传相反，美国的反应相当平淡，对这件事没有一个字的回应，只是反复拿投射原子弹吓唬人。这时候，中苏两党尚没有撕破脸皮，在美国叫嚣使用原子弹最凶的时候，赫鲁晓夫出于复杂的目的，终于站了出来，向艾森豪威尔提出警告：对中国人民的进攻就是对苏联的进攻。
1958年前后的台海危机，闹嚷了一阵子之后，缓缓平息了。
“一堆一器”的建成，既有它的政治意义，也有它的科学价值。从此，中国有了一个综合性的原子能科学技术研究基地，这个基地由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归科学院和二机部双重领导，以二机部为主。钱三所继续兼任所长。基地汇集了一批顶尖物理学人才，如赵忠尧、王淦昌、彭桓武、何泽慧、朱光亚等，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彭湃的儿子彭士禄、李四光的女儿李林等人，也在这里工作。这个基地在中国原子能事业建设中，特别对是对于原子能科学骨干的培养，起到了“老母鸡”的作用。
“一堆一器”建成仅一个月，就生产出33种同位素。
随着时间的延续，中苏两国关系的裂痕已经很明显了。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的风波虽然过去，没人再提，但各自的心里，都有了死结。到了1959年，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发动叛乱，紧接着中印关系紧张起来，苏联领导集团不顾事实真相和中方提出的劝告，授权塔斯社，公开发毙印边界事件的声明，有意偏袒印度。这等于把中苏分歧公诸于世。中国方面被迫对苏方展开了适度的反击。
早在1951年，中苏两国关系最密切的时候，印度总理尼赫鲁就在新德里对美国外交官鲍尔斯预言：“从历史的逻辑和地理的现实来看，中国和苏联注定要发生冲突的。这样的事情迟早发生。”
尼赫鲁又说：“当然，他们今天已经把自己绑在了同一辆战车上，但是。中苏的联合不会持续几年以上……中苏早晚会发生某种对抗。”
尼赫鲁的预言，正渐渐变为现实。
在对原子弹样品的期盼中，二机部终于收到了苏联原子能利用总局供应局长波里雅可夫的来函：“原子弹模型及技术资料将于1958年11月发至中华人民共和国。”
刘杰根据宋任穷的指示，安排物质供应局局长姜涛负责接运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姜涛安排人早早赶到满洲里去接货，但是整个11月份过去了，还是没有接到，派去的人急得不得了。
苏联原子能利用总局派往中国的总代表名叫索洛维也夫。姜涛找索洛维也夫交涉。进入12月份，索洛维也夫回话说，样品和资料已经到了西伯利亚，他决定和姜涛一起带人去满洲里接运。还说，为了行动保密，火车票都由他安排苏联大使馆买，让姜涛和他的人，随时听候指令，择机出发。
为了怕误事，姜涛不敢回家，每天都住在办公室里，做随时出发的准备。但在出发的前一天，一切都准备妥当了，索洛维也夫却又通知姜涛，说：“西伯利亚气候太冷，不能发运，暂时不能去了。”
1959年2、3月间，索洛维也夫又通知说：准备发运货物，要中国方面去接，并再次由他负责买火车票。但又在出发前的一天，索洛维也夫来了通知，说，莫斯科没有发检验证明，不能发运，让继续等。
又过了两个来月，索洛维也夫紧急通知，说货已到边境，火车票也买好了，让姜涛准备带人出发。这回姜涛等人乐坏了，心想不会再有什么差错了。谁知，结局如出一辙，刚要动身，索洛维也夫打来电话：“先不要去了。”
姜涛已经在办公室睡了四个多月，见是这样的结果，真有点急了，大声问，为什么？
索洛维也夫说：“我们斯拉夫斯基部长感冒了，不能签字，货不能发……很抱歉。”
一拖再拖，就是不给，其中秘密，赫鲁晓夫在他晚年的回忆录中道破了：“我们的专家建议我们给中国一枚原子弹样品。他们把样品组装起来并装了箱，随时可以运往中国。这时，我们负责核武器的部长向我作了汇报。他知道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我们专门开了一次会，决定该怎么办。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给中国送去原子弹，中国人一定会指责我们违背协议，撕毁条约，等等。另一方面，他们已经展开了诽谤我们的运动。并且还开始提出各种各样令人难以置信的领土要求。我们不希望他们获得这样的印象，好像我们是他们驯服的奴隶，他们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而不管他们如何侮辱我们。最后，我们决定推迟给他们送去样品的时间。”
时隔38年之后，涅金写了一本回忆录，他写道，当时，原子弹的样品和技术资料确实已经装车待运，停在某个离中国不远的车站上，只等莫斯科下令。可是有一天，党的领导接到请示后非常愤怒：什么原子弹？运到哪里去？你们怎么了？都疯了？不要运，快点告诉他们，立即将所有材料销毁。这样一来，材料销毁，那列专列开车了，警卫人员也撤走了。
这个时候，中国方面一切都还蒙在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