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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一直往西，到新疆罗布泊去1958年8月15日清晨，一列只有几个车厢的混合小型专列，驰过嘉峪关，在敦煌附近的峡东车站缓缓停下，刚刚被任命为0673部队副主任的张志善头一个跳下车来，望着头顶上的万里晴空，兴奋而又忐忑不安地说了一句：“总该到了吧？”他们这两百多人组成的勘察大队，是5天前从河南商丘出发的.在此之前，张志善是商丘步兵学校的副校长。一个多月以前，张爱萍副总长在他的办公室召见商丘步校政委常勇，告诉他，中央军委已经决定，以商丘步校为主组建两支部队，一支叫0673部队，负责建设原子靶场（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核武器试验基地）；一支叫0674部队，负责建设原子仓库，以后管理原子武器。步校的干部一分为二。常勇和副校长张志善到0673部队。常勇先跟随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以及四名苏联专家，到甘肃敦煌以西地区勘察原子靶场场址。此前勘察组已经到青海西部，内蒙西部，新疆东南部进行过实地勘察。根据苏联专家的意见，最后认为在敦煌以西地区建场较为合适。
常勇回来后告诉张志善，那个地方特别苦，白天晒得人受不了，晚上蚊子咬得人受不了，尤其是喝不上水，陈士榘是上将，最后也只好跟大家一起喝汽车水箱里的水。
张志善率勘察大队乘卡车继续西行。荒漠上只有零零星星的芨芨草、罗布麻。过了敦煌，到了一个名叫后坑的地方，载着勘察仪器设备的卡车停下，两百多名官兵聚拢过来。他们已经两天没有洗漱过了，不少人胡子拉碴，一副脏兮兮的样子。张志善在一块平地上摊开地图，几个干部围拢过来。张志善抬头看看四周的地形，皱一下眉头：“按照地图上标好的方位，应该就是这里。”
有一名干部问道：“张副校长，我们到这里究竟干什么？”
张志善说：“不是说过了吗？我们的任务是搞大地测量、绘制地形图、进行地质勘察。”
张志善后来回忆说：“两百多人里只有我和另两名主要干部知道，我们是来选原子弹试验场的。实际上知道跟不知道没什么区别，我们不懂原子弹，不知道选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合适。敦煌那个地方是苏联人定的，为什么选在那儿谁也搞不清。地图上那地方有山有水，有好大一条河，但我们到了后发现，河早没有了，干了有上百年了。”
张志善把勘察大队的人分成四十多个小组，每组六至七人，配属一台车，分散在一百多公里宽的正面上，由东向西测量。工程兵分队的任务是钻井、挖深坑。
这地方确实像常勇说的，十分艰苦，甚至比常勇描绘的还要苦不堪言。八九月份的戈壁，地表温度能达到五十多度，几天下来，一个个晒得脱了形，有的人胶鞋底都烫化了。那里有一种花蚊子特别可怕，抱着团向人进攻，扑上来就咬，打死都不松口。没几天，所有人都给花蚊子叮得身上处处是伤痕。最大的问题是缺水，要到300公里外去拉，一个人每天两缸子，吃喝、洗漱全是它，脸是经常不洗。晚上还经常有狼出来活动。
人们不知道来这里到底为什么，情绪日渐低落，一个干部冲着张志善说：“上刀山下火海我们不怕，但要死个明白！”
张志善觉得，再不把实情告诉大伙，就会影响任务的完成。他向上级请示，答复是：“在做好保密工作的前提下，可以给大家透露一点。”于是，张志善用颤抖的声音，向大家宣布：“同志们！经上级批准，我来给大家交个底，我们的任务是，勘察建设我国的原子弹试验靶场！”
顿时，人群沸腾了。很多人流下了泪水。从此，再苦再累，没人再说牢骚话，闹情绪。
一天，来西北视察的彭德怀在鸣沙山下接见了张志善和常勇。张志善报告说：“首长，我们是0673部队的。”
彭德怀一听，笑了：“你们还对我保密啊？0673不就是原子靶场嘛！”
这个对元帅保密的故事，流传了很久。
经过两个多月的苦战，到10月下旬，敦煌的勘察工作基本结束，随后，陈士榘率工程兵设计院等工程单位以及苏联专家到现场勘察，最后基本确定了各场区位置。
核爆心定在甘肃敦煌西北方向，直线距离约130公里；指挥区距敦煌80公里，生活区距敦煌10公里左右。按照苏联专家的意见，试验场区最大试验功能为2万吨梯恩梯当量。
常勇、张志善他们还在敦煌一带艰苦勘察的时候，第三兵团参谋长张蕴钰在旅大驻地也接到了紧急通知。北京打来电话，让他立即到北京见陈赓副总长。陈赓曾经是三兵团司令，是张蕴钰的老上级，他们很熟悉。而张蕴钰曾担任15军的参谋长，震惊世界的上甘岭战役，就是他协助军长秦基伟打的，陈赓自然也很欣赏张蕴钰，认为张蕴钰是一位精干细致，工于谋划的领导。聂荣臻接受了陈赓的建议，于是报中央军委批准，由张蕴钰担任即将成立的核试验基地司令员。
这一年张蕴钰41岁。
到北京当天晚上，张蕴钰就赶到灵境胡同陈赓家里。见了面，没说几句话，陈赓就直截了当地说：“张蕴钰，叫你去搞原子弹靶场，是我推荐的。去了好好搞。”
张蕴钰回答说：“行！服从命令！”
陈赓又说：“你去找聂帅的秘书长安东，叫他给你说说情况。”
张蕴钰说：“好！”
就这么简单的几句话，张蕴钰就告辞了。张蕴钰后来回忆：出了门，他突然想，我怎么能接受这么重要的任务呢？这事情确实太重大了，要不要回去，说个“不行”呢？……
他没有停下脚步，那个瞬间，他只是犹豫了一下，然后，他头也不回地走了，一直走向西北大漠，和常勇、张志善一起，和那两百多人一起，在大西北的沙漠戈壁，一呆就是30年！
他在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当时心情的：“当决定我担任首任核武器试验基地司令员时，我更是心情畅快精神振奋并感到荣幸。我明明知道这项工作对我来说是十分陌生的，对解放军任何人也都是一样，这是我军前所未有的任务，也知道搞原子弹是在荒凉的地区，而旅大是少有的好地方，但到什么地方去不是当兵的应该考虑的事，挑拣工作也不是我的风格。”
一次，他在给基地科技人员的一封信中写道：“上几代的爱国者已经捐躯、代谢，处于当代的我们能为祖国的现代化效力，该是多么幸福啊！”
张蕴钰只带一个警卫员，就乘车西去。过了西安、兰州、酒泉，过了嘉峪关，落日隐没，黄羊远去，敦煌近了，鸣沙山、月牙泉、千佛洞、烽火台、古长城……西风扑面，烟尘滚滚，远远近近的景物，消失的丝绸之路、汉唐英雄，都令他内心凝重，豪情阵阵涌现……
到了勘察大队驻地，他见到了自己的部下们，他们个个蓬头垢面，像一群野人。他在张志善的陪同下，把应该看的地形地貌都看过了，把一大摞水文地质资料也研究过了，把勘察结果也都反复看了。大白天的，蚊子就往脸上扑，顺手一抹，一手黑色。张志善苦笑道：“这鬼地方小咬太厉害，怎么都赶不尽，我们都随身带着清凉油，不光抹手抹脸抹露出来的地方，连屁股也得抹，不然不敢上厕所。”说罢，将一盒清凉油递给他。
夜里睡不着，他一个劲地吸烟、思考，他总觉得这个地方作为未来的核试验场不太合适，一是离敦煌太近，只有区区130公里，莫高窟的壁画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一搞核试验，像来一场地震，毁了它，岂不是历史罪人？二是没有水源，松土层太厚；三是只能试验两万吨TNT当量，太小了。
他想到，美国、苏联、英国，他们在本土，在太平洋，在北极圈，建立起十多个设备完善的大型核试验场，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上建设核试验场，为什么只搞两万吨级的？
他把自己的意见讲给常勇、张志善：“我认为这儿不合适，尽管是苏联专家定的，也不行，应该另选地方。”
1993年的时候，接替张蕴钰担任核试验基地司令员的张志善对一位采访的记者说：“张蕴钰同志问为什么选在这里，我说苏联专家定的，能搞2万吨。张蕴钰同志说可真是麻子不叫麻子，叫坑人。”
回到北京，张蕴钰马上去找老上司陈赓汇报。陈赓说，核试验基地眼下只能搞一个，要搞就搞一个能爆炸百万吨级的！随后，陈赓、陈士榘、总参军务装备部部长万毅中将、安东少将以及张蕴钰专程向聂荣臻汇报选场情况。张蕴钰坚持说：“那里不行。”
聂荣臻问陈赓：“你的意见呢？”
陈赓回答：“那里不好，就另找一个吧！”
聂荣臻问：“有目标吗？”
张蕴钰指着地图说：“我想往西，一直往西，到新疆罗布泊去！”
几乎在张蕴钰报告的同时，苏联中型机械工业部部长斯拉夫斯基也写来了信，表示：敦煌不适合建场，建议将靶场中心区移至罗布泊地区。
聂荣臻同意张蕴钰率领他的人马向罗布泊进军。
1958年12月15日左右，张蕴钰回到敦煌和大部队会合，准备穿越戈壁，向新疆境内进发。
16．来这么个荒凉地方，到底干什么1958年3月中旬，志愿军第20兵团秘密撤离朝鲜西海岸，机关和部分部队开往额济纳旗地区，部分部队留在北京郊区组建试验队伍。
3月14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以工程兵司令陈士榘为首的特种工程指挥部，调集20兵团、工程兵、铁道兵共数万部队开赴额济纳旗地区的沙漠深处，投入导弹试验场的建设。
夜色中，一列军列驶过郑州黄河大桥，一路朝西北驶去。这趟车里全是工程兵第103团的人马。车厢内的士兵们互相询问、猜测着。河南籍老兵、机枪射手夏长海扒在门缝边费力地朝外看着，一只脚伸过来踢踢他，夏长海回头一看，是团长张三合。张团长说：“你看什么？”
夏长海说：“想瞅瞅站牌子呗。”
张团长问：“认出什么了？”
夏长海说：“只认出一根根朝后倒的电线杆子了。”
众人一阵哄笑。
张团长收住笑：“我警告你，认出来也不准胡说八道！”
张团长朝里走了，夏长海对周围的人神秘地一笑，悄声道：“兄弟们，昨天晚上过黄河了。”众人不信，夏长海告诉大伙，他从小就光屁股在黄河边儿玩，他闻出黄河的味道来了。随即他莫可名状地摇摇头：“这是向西，离俺老家越来越远了……”
众人沉默了，只听到车轮有节奏的滚动声。后来，一些老兵回忆：从朝鲜到这儿，大概半个多月吧，一路上没离开过闷罐子车，吃喝拉撒全在里面。在朝鲜时看过国内来的记录片，志愿军回国，戴着大红花，敲锣打鼓的迎接，是保家卫国的功臣，是英雄啊。大家都盼着这一天，那时的兵老，有的都三十好几了，好多打光棍儿的，盼着回家娶老婆呢！可是一家伙拉那么远，去哪儿，干什么都不让问，其实一般的小干部也根本不知道。好长一段时间连信都不让写，就是怕泄密。
坐了半个多月的车，到地方一看，人都傻了。那么大的沙漠，风一刮人都看不见，沙粒子打在脸上，火烧火燎的。太阳也毒。上过战场的人，谁的皮肉不厚实呀，可一晒，风再一吹，脸上的皮都裂了，花了。一天三顿饭都在外面吃，风吹过来，全是沙子，不敢用力嚼。还有蚊子，那个大，那个多，那个毒啊，有人就是被蚊子毒死的。问题是大家得知道为什么吃这个苦呀！可是不能问，这是纪律。
那一阵子，绵延不绝的军用卡车，绵延不绝的部队浩浩荡荡地在沙漠中挺进。车流、人流踏起的滚滚沙尘遮天蔽日。
临时指挥部里，戴着防风镜的陈士榘上将半跪在沙地上看着图。地图很简单，上面画出的铁路线、机场、房屋标志鲜明。陈士榘简明扼要地分配任务：“这30公里铁路线交给你师了！”“机场一号跑道，你们师负责……”
就这么简单。没人提反对意见，领受任务的部队领导马上就离开了。
风平Lang静的沙漠，晨曦初露。一顶接着一顶的帐篷随着沙丘沙梁绵延起伏，一望无际。随着一阵阵哨子声，上万人从各个地点出发，来到自己的施工地点。不一会儿，漫长的工地上就变得热火朝天，沙尘飞扬。
这天，一架直升机降落在一处工地旁，从飞机上走下陈士榘和苏联顾问盖杜柯夫少将等人。天气还冷，盖杜柯夫穿着一件皮夹克。前来迎接他们的人却是个个一件衬衣。光着大脑门，半光着膀子，一边往这儿跑一边穿衬衣的孙继先更是让盖杜柯夫吃了一惊，睁大眼睛半天才认出来。
孙继先笑着说：“盖将军您好，不认识我了？”
盖杜柯夫愣一下：“哦，孙将军……您犯了什么错误，您的中将军衔哪里去了？”
孙继先看一眼陈士榘，与周围的人们哈哈大笑。盖杜柯夫看着眼前工地上的情景，明白过来，也笑起来，赞赏而友好地朝孙继先胸前打了一拳。
孙继先边走边向盖杜柯夫介绍着：“这就是您给我画的那个机场，再过几个月，我保证让您的飞机停在跑道上！”
盖杜柯夫认真的摇着头：“不行，你要讲质量。”
孙继先说：“我知道您不信，咱走着瞧。”
陈士榘问：“铁路怎么样？”
孙继先说：“比机场难搞点，主要是几处风口，全他娘的沙，刚刨到硬地方，一阵风又把沙给掀回来。”
陈士榘点点头，突然问盖杜柯夫：“盖将军，你看看，按我们这个搞法，试验场需要多长时间能建好，能打导弹？”
盖杜柯夫想了想：“15年。”
陈士榘轻轻一笑，向盖杜柯夫伸出三根手指：“中央给我3年！”
盖杜柯夫愣一阵，脸红了，使劲摇着头，争辩着：“将军同志，我知道你们在搞大跃进，全中国的人，人人充满激情。可是搞科学光有激情是不够的。15年是正常情况，像这样原始的劳动，15年已经够快了……你们的脑子太热了……”
陈士榘笑着哼一声道：“3年，我还嫌慢呢，15年黄花菜都凉了！”
不论陈士榘孙继先怎么说，盖杜柯夫就是不信。盖杜柯夫作为顾问非常清楚，基地的工程量很大，在修筑公路、铁路的同时，还要解决基地机关部队住房、用水、构筑地对地、地对空发射阵地和指挥所、技术厂房，要建一个能起降大型飞机的专用机场，一个发电厂，一条由甘肃省清水到基地约200公里的专用铁路。这样的工程量，在这原本荒无人烟的地方，生活极度的困难，没有菜吃，严重缺水，昼夜温差很大，风沙经常把人活埋了，要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建成使用，无疑于天方夜谭。
他们来到一处刚修好的路基上，这儿是第103团的工地。此时风沙弥漫，狂风把沙吹过来，重新掩埋了路基。张三合团长指挥着，战士们快速地把床板、被褥都铺在路基上。一顶顶帐篷也拆了，朝沿线的路基上铺展上去。不大的功夫，沙土已完全覆盖了床板、被褥和帐篷。
一会儿，风渐渐小了，官兵们看到了陈士榘、盖杜柯夫和孙继先。张三合跑到陈士榘面前，立正、敬礼，正要喊报告，陈士榘指指路基：“这是怎么回事，战士们的床板、被褥，还有帐篷都不要了？”
张三合回答说，首长，这风有规律，一天一次，一会我们把沙一扒，铺板、被褥、帐篷一揭，接着搞。不然的话，光清理这些沙费时间不说，搞不干净，路基还不结实。前一阵子我们死心眼，前脚路基刚铺好，风沙后面就埋了，再刨、再埋，光跟风沙扯淡了，眼看兄弟团进度比我们快了一截，战士们怪我们运气不好，赶上了风口子，才逼出这一招。等路基修到个半人高，再刮风就不怕了。”
陈士榘赞赏地点点头，问是谁的主意？张三合就把夏长海从人群里叫出来，说是他的主意，这个兵在朝鲜一次就俘虏了五个美国兵，很能干。夏长海却说，不光是我，我和我们班的刘春光，一块起出来的。陈士榘说，刘春光是哪个，也站出来。
夏长海、刘春光站在了上将面前。二人都有些不好意思，脸红红的。陈士榘望着二人，说：“主意好，给你们记功！”
夏长海却大胆地说：“首长，我立过好多次功，这次就算了吧。”
刘春光也说：“我不要功。”
陈士榘感到奇怪：“你们想要什么？”
夏长海鼓起勇气说：“首长，我们大家都想知道，我们来这么个荒凉地方，到底干什么呀？”
一句话让整个队伍都跟着骚动了。
陈士榘为难地看着一张张脸上充满渴望的官兵们，孙继先刚要说什么，陈士榘一伸手拦住了，他说：“同志们，你们从事的是一件需要严格保密的事，暂时我还不能告诉大家。但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这是党中央、毛主席亲自抓的事，是事关国家、民族安危的大事！是帝国主义死盯住我们，不让我们干成的大事！”
众人都面面相觑。夏长海说：“对不起首长，以后再不问了。”
陈士榘走到夏长海刘春光面前，动情地道：“中央让说的那一天，我来亲口告诉你们，告诉大家！”
张三合大声吼道：“同志们，既然知道了是这么要紧的事，还问啥，拼命干就是了！干起来！”
官兵们奔跑着迅速散开，有的在路基上扒着沙子，掀开棉被、铺板和帐篷，有的舞动着镐头、铁锹，有的挑着、抬着将远处的石子运到了路基上。刹时间，工地上再次沸腾起来。
盖杜柯夫愣愣地站在那里，看着这些“疯狂”的中国官兵们。他似乎还是有些不理解，这些人为啥这么拼命。
17．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李觉的核武器研究院刚成立时，尚不能进行有效的研究，研究院的首要任务，是准备接收由苏联提供的原子弹模型和图纸资料。
这个时候，中国杰出的核物理学家基本上都在钱三强的原子能所。李觉手下能干的人还很少。李觉为此而焦急。想往里调人，又不知道调什么人好，除了业务能力，那个年代，还有一条极其重要的标准政治上绝对不能有问题，因为从事的是极端保密的事业，不容有任何的闪失。
李觉找到刘杰、钱三强，说，其它人可以暂缓，但理论部主任必须马上到位。原子弹模型的接收，资料的翻译、学习，都是理论部的事，急需要一位强有力的人来组织。
刘杰说：“最好是三强同志来物色。”
钱三强分析说，核武器研究院是核武器研究的龙头，理论室可以说是这个龙头中的龙头，将来会有许多著名科学家云集在此，所以这个主任除了政治条件好，组织观念强之外，业务水平要很强，一般的强都不行。但又必须是年轻人，年龄稍大一些，体力、精力都吃不消。要能团结人，要善于识人、用人。尤其需要有创新精神，敢负责任的精神，和不怕挫折的精神。
李觉说，这样的人还真难找。
钱三强突然对李觉道：“这个人两年前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刘杰、李觉同时愣了，问是谁？
钱三强说：“邓稼先！”
此时的邓稼先，是中科院数学物理化学部的一位学术秘书，是钱三强的得力助手，在钱三强为中国的核计划秘密进行的调兵谴将中，早已将他列先锋。邓稼先1946年从西南联大毕业，先到北大任教，1948年考上美国留学生。当时留学生可自选学校。他写信征求已经身在美国的好友杨振宁的意见，问到哪所大学好，杨振宁建议他去普渡大学。普渡大学名气不是很大，但理工科水平很高，尤其是物理很强。还有一点是离芝加哥大学近，他们可以常见面。邓稼先没读硕士，一到普渡直接申请读博士。他的导师是哈德尔，在美国核物理领域非常有名。经过测试之后，邓稼先的申请得到同意，这在普渡大学是破例的。只用了一年十个月，26岁的邓稼先就提前获得了博士学位，人称“娃娃博士”。拿到博士文凭9天之后，邓稼先就回国了，这时是1950年秋，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年。
回国后，他跟随钱三强，和王淦昌、彭桓武、钱三强夫人何泽慧一起，参与了近代物理所的创建工作。
1958年初春的一天，邓稼先来到钱三强在二机部的办公室里。钱三强异常神秘地说：“小邓，我们国家要放个‘大炮仗’，准备调你去参与这项工作，怎么样？”
邓稼先立即就明白了，这是说，要让他参加原子弹的研制。事情太过重大，他一时有些惶恐不安，愣在那里。
钱三强严肃地说：“这可是光荣的任务啊！”
邓稼先说：“……我能行吗？”
钱三强说：“能行！这件事关系到国家的命运，相信你能干好。”
这天晚上，邓稼先失眠了，翻来覆去睡不着，他的妻子许鹿希见他神情不对，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说：“没什么事，我要调动工作。”
许鹿希更感诧异，调动个工作，怎么连觉都睡不着？明明心里有大事。邓稼先想到以后可能很少和老婆孩子见面了，不免心中惆怅，又说：“鹿希，往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有意义……”最后他说：“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见过世面的许鹿希没再问丈夫到底是什么工作。她意识到，一定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这个夜晚，永远地留在了许鹿希的记忆中。
第二天，从不喜欢照相的邓稼先，像换了个人似的，非要带全家去照相，他和许鹿希，以及四岁的女儿和两岁的儿子一起，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全家福”。这或许是他留给亲人的纪念吗？他从来没说过。
邓稼先他们最初接到的任务很明确：向苏联来华的专家学习，看懂那颗教学模型弹；其次，将有一车皮的俄文资料让他们翻译。
北京北郊的花园路，那一片高粱地，是他们的新“家”。一切都得从零开始。
自从钱三强说出邓稼先的名字后，邓稼先一生的命运也随之而改变了，从此隐姓埋名，默默无闻，直至他离开人世。
杨振宁先生后来回忆：1964年中国原子弹爆炸的消息一出来，他就想到了邓稼先，邓稼先博士毕业的论文是《氚核的光致蜕变》，这是明摆着的。但是没处问，也不敢说，这个猜测和秘密一直藏在心里。1986年，邓稼先逝世后，他从报纸上得知是钱三强推荐的邓稼先，历史证明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是钱先生对中国原子弹的一个特殊贡献。很多人问过他，如果邓稼先留在美国是否也会获得诺贝尔奖，如果他五十年代回国，是否也会投身到原子弹的研究中。这没法回答。他说：“我和稼先的友谊持续了一生，我们选了不同的路，我很敬佩，也很羡慕稼先。”
18．中国的太空之路，路漫漫，其修远兮茫茫太空，星河灿烂。中华民族对自己头顶上的浩瀚星空，充满了深深的敬畏与神往之情，女娲补天、嫦娥奔月是人人皆知的古老传说，飞天梦想一直伴随着中国的悠久历史，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一部分。
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在导弹、原子弹、氢弹研制成功后，纷纷把目光瞄向了天空。1957年10月4日，苏联抢在美国前面，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伴侣一号”，开创了人类进军地球外层空间的新纪元，“伴侣一号”是个重184磅的金属球，由运载火箭送到了距地球表面一定的高度，这个高度使金属球不至于被地球引力吸回到地球上。它以每95分钟绕地球一圈的速度，不停地掠过地球的上空，并且发出“滴扑滴扑”的无线电讯号，令美国朝野一片震惊。美国加紧追赶，1957年12月6日发射“先锋号”人造卫星，未升空先爆炸，发射失败。1958年2月1日，美国的“探险者一号”终于发射成功，它的重量仅有8.2公斤。而此时，苏联的第二颗人造卫星已经在一个月前上了天，而且它的重量高达1120磅。
1958年5月17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有位代必新提出了中国应该重视人造卫星。毛泽东听到这个发言，说：“看样子，人造卫星把我们都搅得不得安生呀！苏联抛上去了，美国也抛上去了，我们怎么办呀？”
会场一片安静。毛泽东突然大声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众人欢呼声中，他又说：“当然啦，我们应该从小的搞起，但是像美国鸡蛋那样大的，我们不放。要放我们就放他个两万公斤的！”
人们欢呼过后，冷静下来想想，中国走向茫茫太空的征途，尚处于“天问”阶段。中国的太空之路，路漫漫，其修远兮，一切都得从零开始。
每一项伟大的事业，都有伟大的先行者。
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前，1957年10月，致函中国科学院，希望中国能建立卫星观测站，帮助配合观测苏联卫星。不久，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即组织人员，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等地开展了对苏联卫星的光学观测，计算卫星轨道。著名科学家陈芳允受命对卫星进行射电观测，他用一台改装后的半导体，对卫星进行了无线电多普勒频率测量，并和天文台的同事一起，计算出了卫星的轨道参数，该方法成为以后我国发射人造卫星所采用的跟踪测轨的主要技术手段之一。他们还推测出了卫星里面可能有什么内容，后来与苏联方面对照，竟然高度吻合。陈芳允堪称中国航天测控的主要奠基者。
中科院地球物理所所长赵九章、导弹研究院院长钱学森，是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重要奠基人。苏联人造卫星成功后，赵九章、钱学森积极奔走，为中国人造卫星上马多方呼吁。同时，北京、上海、浙江等中国一些著名高等学府纷纷设置相关专业，进行研究人造卫星的人才培养和探索工作。
毛泽东发出了指示，八届二中全会刚结束，聂荣臻便于5月29日召集部分航委委员开会，听取了钱学森关于导弹研究院与中国科学院的协作分工，以及研制与发射探空火箭、人造地球卫星、洲际弹道导弹的设想意见的汇报。在讨论时，钱学森提出了研制卫星要分三步走，第一步研制探空火箭，第二步以中远程运载火箭，发射第一颗卫星，第三步以原子能为动力的火箭，发射性能更先进更重更大的卫星。
聂荣臻同意钱学森所谈的意见，也同意钱学森提出的分三步走的方案，由导弹研究院负责研制探空火箭，中国科学院负责卫星本体的研制工作。
聂荣臻深信，研制人造卫星，探索宇宙空间，对我国的科技事业，无论是在民用和军用方面，都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早点动手比晚动手要好。
8月20日，聂荣臻签署了上报中央的《关于12年科学规划执行情况的检查报告》，在其中，正式提出了研制人造卫星的建议。这是吵嚷了半年多来，第一次在上报中央的正式文件中提出卫星的事。
报告上说：“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将使尖端科学技术加速前进；开辟新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领域，为导弹技术动员后备力量。同时，大型的卫星上天，是洲际弹道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少的工具。围绕人造地球卫星的研究，一系列工作将被带动起来……实施的步骤：首先发射探空火箭，展开高空物理研究工作，解决遥控、遥测技术和观察中的一系列问题。”
1958年10月，由钱学森，赵九章、郭永怀等科学家起草了我国第一份人造卫星的规划草案，正式提出了分三步走的方案，第一步，发射探空火箭；第二步，发射一二百公斤重的卫星；第三步，再发射几千公斤重的卫星。方案获得通过后，被中国科学院列为1958年第一位的任务，据此制定了一个代号：“581”，成立了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卫一清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并打算筹建三个研究院，分别从事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的总体、控制系统、空间物理和卫星探测仪器的研究、设计与试制工作。因种种原因，这个计划当时没能实现。
此后，中国科学院加快了成立卫星运载火箭及总体设计院的工作。同年11月，为充分利用上海的科研力量，经聂荣臻批准，这个院迁往上海，组建了中国科学院上海机电设计院，专门从事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
钱学森等人起草的规划草案被中央批准后，“581”随即成为中国人造卫星工程的代号。
中国“两弹一星”，卫星工程上马最晚，按说两弹已经为它提供了许多可以借鉴的经验，但在1958年这个特殊的年份，注定它一开始就不可能在一条正常的轨道上运行。
北京西郊的西苑旅行，是“581”工程办公室所在地。一群年轻科技人员和他们的所长赵九章冲突不断。大跃进、放卫星的年代，荒唐事不断出现，各省都有放人造卫星的计划。所里的年轻人提出，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按毛主席说的，不放山药蛋那般大的，一上来就要搞高能火箭，高能发动机，要放几吨重的大卫星，还要放什么小月亮。赵九章无服说服他们，常常是不欢而散。
一天，又是一番争执后，几个年轻人气极败坏地把赵九章制作的一个卫星模型从三楼扔了下去，差点砸中推着自行车的赵九章。
赵九章手中的自行车倒了，目瞪口呆的他慢慢地蹲下，用颤抖的手捡着碎片，泪水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