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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搞原子弹这个担子太重了1957年夏日的一天，北京房山县的坨里，正在建设中的反应堆和加速器现场。宋任穷、刘杰、钱三强等人陪同聂荣臻来这里参观。一行人来到一块挂着指挥部牌子的房间内，其余人都出去了，关上了房门。聂荣臻欣慰地说：“一堆一器的建设已经有眉目了，今年建成运行起来我看没问题，其他的工作应该动起来了。”宋任穷说：“我们一直说原子弹有两个牛鼻子，一是铀，二是研究。现在铀矿找到了，核工厂该建了。另一个是研究，这一块，主要是三强同志负责。”
钱三强说：“聂帅，现在该是把力量集中起来的时候了，核武器研究院的牌子该挂起来了！”
聂荣臻伸手指一下房门：“研究院要成立，但牌子可不能挂。”
几个人都笑起来。
钱三强明白过来：“对，还得悄悄地干！”
刘杰说：“核武器研究院放在北京不适合，还有未来的试验基地，这两个基地得找个远地方大地方。”
钱三强说：“边找边干，纯理论，包括一些小的试验可以在北京先动起来，以后待研究院选好了建起来再搬过去。”
聂荣臻赞同地点点头道：“核工厂、还有核武器研究院你们自己选，由宋任穷同志负责。核试验基地你们不要管了，和导弹试验基地一起由军委这边统一组织选场建设。”聂荣臻又说，宋任穷熟悉军队的干部，研究院的院长你从部队选一个，能力要强，要有一定的知识，特别要能和知识分子打交道的。选好了马上报到，核武器研究院一日不可再耽误了。
宋任穷答应下来。
此时，43岁的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觉少将做梦也想不到，历史的重任会落到他肩上。李觉是山东沂蒙山区人，1936年之前，他是北平的进步学生，1936年，他离开北平投身革命，打了十几年仗，左腿、左臂都负过伤，左耳也被炸药包的爆炸给震聋了。1957年夏，由于劳累加上高原缺氧，他突发心脏病，从拉萨来到北京，住进协和医院。身体刚刚有点好转，陈赓大将突然来看望他，神秘而悄悄地对他说：“老李，好好休养，过几天部队准备欢送你。”
李觉一怔：“是不是我要改行到地方工作？”
陈赓大将笑而不答。李觉以为他开玩笑，就没在意。
没几天，上面通知他到二机部部长宋任穷办公室去一趟。李觉忐忑不安地来了，坐在宋任穷对面。宋任穷直来直去：“你跟我一样，脱军装，搞国防工业……算了，跟你就不用打哑谜了，让你来二机部，专门负责搞原子弹！”
李觉好一阵发愣，他一脸困惑，手搭在左耳朵上：“什么？宋部长，你说什么？我耳朵不好，听不见。”
宋任穷轻笑一下：“李觉，你少跟我来这一套，装什么聋？”
李觉又说：“宋部长，您大声点。”
宋任穷突然一拍桌子，李觉吓了一跳。
宋任穷笑了，说这么点动静都听到了嘛，聋什么聋？聋子我见多了，过去哪一仗打下来没有几个耳朵被震聋的？凡聋子说话生怕别人听不见，说话像吼，你倒好，声音像蚊子，给我装？
李觉也笑了：“宋部长，你知道我左耳朵被震过，真不好使……”
宋任穷就说：“那把右耳朵给我支好了，我再给你重复一遍。”
李觉轻叹一声：“不必了……宋部长，手榴弹、炮弹我接触过，还用手电筒的灯泡做过电雷管呢，可原子弹我哪会呀。西藏那么缺干部，我还是回西藏去吧。”
宋任穷坚决地说：“不行，你调动的事，中央已经定了。原子弹谁搞过？我也不会。不会可以学，现在是和平时期，过去我们熟悉的东西得放一放，要熟悉新的东西。让你去不是让你搞研究，当专家，你确实也干不了。让你去，是让你组织大家一起搞。手榴弹你是熟，我问你，再有战争怎么办？还带着战士扔手榴弹？用电灯泡做雷管去炸鬼子？”
搞原子弹这个担子太重了。李觉想，天下最重的担子，也莫过如此了。但李觉明显地被打动了，他说，宋部长，您别说了，我服从安排。从此，李觉在领导研制原子弹、氢弹的秘密历程中，奋斗了后半生。
李觉出任二机部新成立的九局第一任局长，九局也就是核武器研究院的前身。二机部为李觉配了两个副局长作为他的副手，一个是吴际霖，一个是郭英会。吴际霖毕业于华西大学化学专业，曾在阎锡山部队当过军官，后来入了党，到了延安，主要从事军工生产，成绩卓著。解放后，对党忠心耿耿的吴际霖在山东铝厂当厂长，由于他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同时由于他个性鲜明，敢于起用国民党留下来的工程技术人员，一直饱受非议，一些人甚至将他非法拘禁。负责重工业部的陈云知道后，把他调到北京钢铁学院工作，二机部成立九局，他被任命为副局长。同时，曾给周恩来担任过军事秘书的郭英会，也来到了九局。
李觉和吴际霖、郭英会开始了他们的秘密工作，他们首先拿出了1958年的工作纲要及第一季度工作计划。宋任穷以及聂荣臻、彭德怀感到满意。
13苏联给予了很重要的帮助实事求是地说，在中国两弹研制的前期，苏联给予了很重要的帮助，这是不能回避的。
在导弹方面，苏联显得更大方一些，中方的一些条件，比如提供教学用的导弹实物样品，帮助培养导弹方面的人才等等，基本上都满足了；但在原子能领域，中方提出，希望苏联帮助中国研制核武器，苏方除了“一堆一器”之外，中方想再进一步，对方不是托辞拒绝，就是明确表示反对。
在如此敏感的领域，援助总是有限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中方也并没有因此而责怪苏联方面。但从内心里，一直遭到美国核威慑、核讹诈的中国，希望早一天拥有自己的原子弹，其迫切之情也是明摆着的。
转机悄悄来临了。
1956年，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在社会主义阵营引发轩然大波，世界上随之掀起一股反苏Lang潮。中国政府无法接受，提出对斯大林应当“三七开”。赫鲁晓夫集团在国际上面临与西方十分尖锐的矛盾，国内也有很大的反对力量，1957年苏共政治局开会，11个常委投票，赫鲁晓夫只获得四票支持，有七票要他下台。
为了换取中国政府的支持，在赫鲁晓夫授意下，苏联方面对中国国防尖端技术的援助方面，出现了某种松动的迹象。1957年6月，赫鲁晓夫玩弄政治手腕，把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赶下台，占据上风之后，亟需得到各国***尤其是中国***的认可和支持，明显地对中国热情起来。中共中央针对形势的发展，决定支持苏共中央的决定。
一直为两弹研制进展缓慢而焦急的聂荣臻，敏锐地感觉到，机会来了。
夏初的一天，周恩来刚从外地回京，聂荣臻就把电话打到他家里：“总理，苏联现在对我们表示友好，我们是不是再提一下国防新技术援助的事？”
周恩来说：“我同意。你可以先找阿尔希波夫谈谈，再作下一步打算。”
阿尔希波夫当时是苏联驻中国经济技术总顾问，这个人对中国比较友好。6月18日傍晚，聂荣臻拉上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强，来到东交民巷阿尔希波夫的住处。
李强俄文非常好，是个苏联通，又懂电子、机械，建国后中国对苏联的经济、贸易、科技方面的谈判，差不多他都参加了。聂荣臻和李强此番来访，事前并没有说明来意。略事寒暄，聂荣臻就对阿尔希波夫说：“为了更好地编制我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和远景规划，并考虑到在原子工业方面将来浓缩铀工厂生产铀235和原子堆生产钚239后的下一步生产，以及较合理地建立和发展我国的原子工业、生产原子弹、导弹及与此相联系的飞机型号的确定等一系列问题的安排，能取得苏联政府必需的援助，我国政府想与贵国政府进行谈判。”
聂荣臻请阿尔希波夫尽快向莫斯科反映。阿尔希波夫很认真地听完，显得很热心，他说：“您提出的问题我本人同意，但要请示我国政府后才能答复。”
7月22日下午，阿尔希波夫前来拜访聂荣臻。两人一见面，聂荣臻就从阿尔希波夫笑容可掬的脸上预感到，今天会有一个不错的结局。
果然，阿尔希波夫开门见山地说：“元帅阁下，您上次提出的国防新技术援助的问题，我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要求表示支持。我授权宣布：苏联政府同意在适当的时候，由中国派政府代表团去苏联谈判。”
这让聂荣臻欣喜不已，他向阿尔希波夫表示感谢。送走阿尔希波夫，聂荣臻马上向周恩来并毛泽东、中共中央呈送书面报告。报告中说前次我们向经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同志提出的有关原子能、导弹、航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如何安排的愿望，请其向莫斯科反映。现已得到苏方的答复。今日下午阿尔希波夫同志来谈称：他受莫斯科委托，中国方面谈判原子能工业（包括为国防目的）的全权代表团，苏联政府可以随时接待，并圆满答复所提出的问题如果中国政府提出正式请求的话。
毛泽东、周恩来很快同意组织代表团赴苏谈判，并指定聂荣臻和总参谋长黄克诚两人负责筹组代表团。
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去苏联谈判的各项事宜商定好了。人员也确定下来了，聂荣臻担任团长，宋任穷、陈赓任副团长，成员有钱学森、李强、刘杰等31人，算是一个庞大的代表团了。由于国防新技术的保密性质，代表团称为“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
行前，代表团在一起开会，聂荣臻对陈赓说：“你去过几次苏联，哈军工又有苏联教官，和苏联同志打交道，你有什么经验，说出来供大家借鉴嘛。”
陈赓说：“就一条，别和苏联同志拼酒量。”
众人哄然大笑。
细心的聂荣臻交待说：“苏联同志性格豪放，不太注重细节，我的经验是，和苏联同志谈时，越详细越好，不要笼统地讲，你笼统地讲，他就笼统的答复你，你什么都拿不到。比如要苹果就提苹果，要梨就说梨，不要笼统地说我要水果，那样的话他可能顺手就给你一串葡萄了。”
众人纷纷点头。
9月7日，代表团全体人员分乘两架苏制伊尔一18专机，从北京南苑机场起飞了。
9月9日，双方开始谈判。9日下午，聂荣臻拜会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时，米高扬表示：中国必须掌握原子武器和导弹武器，否则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大国。苏联将尽量给予中国帮助。
苏联代表团的团长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别尔乌辛。整个国防新技术谈判，分为若干部分，有军事、导弹、原子能、飞机、电子5个组。宋任穷、刘杰等负责谈原子弹方面的问题，陈赓、钱学森等谈导弹方面的问题。别尔乌辛对中国是很友好的，他甚至在谈判中认为，中方提出的有些产品型号性能太落后，他们可以提供更新的产品型号。
经过反复谈判，导弹方面，苏联答应提供P一2导弹样品和有关的技术资料。原子弹方面，起初是光给资料，不给样品，聂荣臻仅就这个问题，就和别尔乌辛谈了好几次，后来苏方经请示他们最高层同意，答应给样品。
谈判有了初步成果，聂荣臻派宋任穷回国汇报，中国驻苏大使刘晓请宋任穷给毛泽东捎口信，说赫鲁晓夫眼下正处于困难时期，希望得到中国***的帮助，希望毛泽东亲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纪念节活动并参加世界***大会，使馆方面倾向于接受赫鲁晓夫的要求。宋任穷一下飞机，毛泽东把他叫到钓鱼台12号楼，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等人都在。
宋任穷向毛泽东等人详细汇报后，说：“总的看，苏联的态度友好、慷慨，但是一些关键项目上还是有所保留，比如原子弹，起初只同意给资料，不给样品，聂帅就这个问题亲自找他们谈了好几次，最后请示他们的最高层，我们估计是赫鲁晓夫，才答应，并且写进了协定。”
周恩来突然从草案上抬起头道：“但给样品的时间很模糊呀，57年至61年底，四年，这个时间概念有问题。”
宋任穷说：“总理说的是，聂帅也提出最好有个确切的时间，但对方始终没有同意，理由是：一，我们翻译、熟悉资料需要时间，二，原子弹样品存放条件苛刻，要看我们建好的库房是否符合要求再定。”
周恩来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原子弹样品，这个最核心的问题没完全解决，这个后遗症留不得呀。”
后来，问题也正是出在周恩来最担心的地方。
宋任穷又说：“还有，P2导弹的资料、样品都答应给，可是钱学森同志提出想去总装厂看看，他们却不同意。我走的时候，陈赓还在跟人家软磨硬泡呢。”
邓小平说：“陈赓那个脾气，能拉下脸来跟人家说好话，不容易哟。谈成的我看不能拖，先签下来，力争兑现，没谈成的边搞边谈嘛。”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我看能谈成这个结果很不错了。在一些项目上对方有所保留，这是预料之中的，也不难理解，谁也不能把家底子都倒给你嘛。总理呀，细节问题上你们再推敲推敲，我看可以定了。小平说的对，不能拖呀。”
周恩来说：“好的主席。”
宋任穷接着把刘晓大使的口信说了。毛泽东思考一下，问道：“你们看呢？”
邓小平说：“别人家里的事情我们管不着，但我们总是希望苏联党内不要乱，乱了对中苏友好这个大局不利。赫鲁晓夫是苏共最高领导人，支持他，对苏联党、国家的稳定团结有利，主席应该去。”
周恩来说：“赫鲁晓夫希望主席去，还有一个用意，目前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各种声音比较多，一些国家对苏联有看法，意见还比较大，我们有一定的影响力，所以希望我们帮助他来稳住这个阵脚。从这个大局看，主席去一趟有好处。”
李富春说：“不管怎么说，赫鲁晓夫这一次帮了我们大忙，他有困难，我们应该帮他。”
毛泽东突然对宋任穷道：“宋任穷，你刚从苏联回来，你的意见呢？”
宋任穷愣一下：“主席，这是国家大事，我说不好……不过主席，您去，对我们谈判、签字肯定有好处。”
毛泽东道：“好，只要对你们的谈判、签字有利，我去！”
经过长达35天的谈判，1957年10月15日，聂荣臻代毙国政府与苏联签订了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这就是中苏两国历史上有名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也叫“10月15日协定”。后来，西方历史学家习惯于把这一时期称为中苏两国的蜜月时期。
这个时候，苏联和美国都已爆炸了各自的氢弹，并研制成功了洲际导弹。就在这次谈判期间，苏联于10月14日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轰动了全世界。这次谈判，虽然苏联为中国提供的大都是属于过时或即将过时的东西，虽然这些东西一样得花钱，虽然这些承诺还仅仅是写在纸上的东西，虽然苏联拒绝代表团参观核心工厂并拒绝提供核心技术，但对于几乎是一穷二白的中国来说，已经知足了。
18天之后，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来到莫斯科，和彭德怀、宋庆龄、郭沫若等人一起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然后，毛泽东和12个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一起签署了《莫斯科宣言》。在克里姆林宫的小礼堂里，苏联专门给毛泽东和中共代表团安排的原子弹、氢弹爆炸的纪录片，令观看者深为震撼。看完电影，毛泽东说，这次到苏联，开了眼界哩，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
就在毛泽东这次访苏期间，苏联又一次成功发射一颗人造卫星。能够抢在美国前面发射卫星，毛泽东由衷盛赞苏联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他对赫鲁晓夫说：“美国人吹得神乎其神，天花乱坠，为什么连个山药蛋都没有抛上去呢？”
也许就是在这个时刻，毛泽东萌发了中国也要搞人造地球卫星的设想。
14原子弹，你知道吗？
1958年初，二机部九局（核武器研究院）下属的北京第9研究所成立，办公地点定在北京北郊的花园路，那时候，这儿还是一片荒地。工程随即破土动工，作为接受苏联提交原子弹模型与技术资料的场所。与此同时，铀浓缩、反应堆、核燃料元件、铀水冶炼等工厂和矿山的建设陆续展开。按照中苏双方的协定，两百多位苏联原子能专家来到中国，分散到与原子能有关的各个部门，进行指导帮助。
两弹的研制，除了成立原子弹和导弹的研究院之外，原子弹还要有远离城市的研制基地，要有上述所列举的大量配套工厂。同时，两弹还要建立大型的试验基地。
从苏联回来后，聂荣臻几次和总参谋长黄克诚、副总参谋长陈赓一起，找彭德怀汇报、商量两个试验基地选址、建设，以及领导人配置和部队调配等事宜，忙得不可开交。
彭德怀指示：关于导弹试验基地、原子弹试验基地选场问题交给陈锡联，他是炮兵司令，这几年他跑的地方多。选好了交给工程兵司令陈士榘，由他的工程兵负责建。两个基地的领导人选，你们几位商量。安排部队的事，荣臻同志多操心，最好是成建制地拉过去，这样利于保密。聂荣臻提出，志愿军第20兵团最近要从朝鲜撤回来，这支部队过去底子好，在朝鲜打得也不错，作风硬，尤其能吃苦，不如以20兵团机关为主，组建导弹试验基地领导机关。彭德怀同意。
根据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方面派出以盖杜柯夫为首的苏联专家组，帮助进行导弹试验基地的勘选定点工作。导弹试验基地必须选定在地域和空域辽阔，地处偏僻，居民点少，导弹试射如果出现故障造成损失一定要最小，同时便于保密的地点。选址时，靶场勘察小组乘坐飞机在我国华北、东北和西北广阔地区进行勘察，经过反复比较，倾向于在甘肃省鼎新以北的地域建场。
这个地区属于内蒙古额济纳旗地区，巴丹吉林大沙漠边缘，与甘肃交界。第一次去这儿时，炮兵司令陈锡联上将、导弹试验基地司令员兼20兵团代司令员孙继先中将、导弹试验基地副司令张贻祥少将，以及苏联顾问盖杜柯夫少将等人先是乘直升机，然后又乘吉普车和卡车，沿弱水河长驱几百里，到达了青山头一带。时值数九寒天，气温降到零下30度，沿途见不到人烟，勘察组的生活苦不堪言。
那几天，陈锡联、孙继先、张贻祥和盖杜柯夫等苏联专家骑着骆驼在弱水河沿岸察看。陈锡联说：“这里地域和空域辽阔，地处偏僻，居民少，便于保密，这些基本条件都符合。”
盖杜柯夫认为，地方太大了，如果选在这里，不仅现在能用，将来就是发展洲际导弹、卫星，也可以使用。
当年大渡河的英雄孙继先，顺手一指河对岸，豪情大发：“发射场就放在那儿，一个不够，搞两个，搞它一排！这边建生活区。”
盖杜柯夫异常认真地摇摇头，说：“不可以，发射场要往西放，要远离这里。生活区也不能放在那儿，就放在我们支帐篷的地方，那里好，离水更近。”
孙继先也认真了：“那怎么行，离河太近，夏天一发水，还不淹了！还有发射场搞那么远干什么？天天上班，几十公里怎么跑？你这个方案行不通！”
盖杜柯夫吃惊地道：“你不能这么定，我是专家，应该由我来定，我要为我的工作负责！”
孙继先说：“那也不能不讲生活常识！”
盖杜柯夫一抖骆驼缰绳，生气地离去。
陈锡联责怪孙继先：“你跟人家争什么，你什么时候也成专家了？”
孙继先笑笑：“没事，晚上我多灌他点酒，给他消消气。”
到了晚上，孙继先让战士弄来一些酒菜，请盖杜柯夫等苏联顾问喝酒，几杯酒下肚，盖杜柯夫说：“孙将军，我仔细验看了河水，你是对的，生活区应该建在你说的地方。我自罚一杯。”
孙继先说：“本来我要给你道歉，发射场建在哪儿我懂个啥，跟你瞎较劲，你倒抢我前面道歉了。好，来而不往非礼也，我自罚一杯，给你赔礼了！”
孙继先端起一缸子酒，咕嘟咕嘟一饮而尽。两人互相看看，哈哈大笑。盖杜柯夫又说：“各位将军，我听你们的官兵说，这条河是从酒泉流过来的，水都是酒，这是怎么回事？”
孙继先看看陈锡联，然后看着张贻祥，说：“老张，你给他们讲讲。”
张贻祥说：“传说是我们汉朝大将霍去病，带兵抗击匈奴，得胜后皇帝送来了酒，霍去病见酒不够，就命令士兵把酒倒在河里，与官兵共饮。酒泉因此而得名，从此这条河不管流到哪里，酒香就飘到哪里。”
盖杜柯夫道：“原来是这样。”
陈锡联端起酒杯，说：“好啊，托霍将军的福，以后咱们就天天闻着酒香打导弹！干！”
众人的酒杯碰在了一起。
到了夜里，气温骤降。一堆堆篝火在宿营地的帐篷间燃烧着，也不顶什么事，只是有个亮光而已。在帐篷里睡觉，要戴上皮帽子，戴上口罩，穿上大衣，再盖上被子，他们叫“全副武装”。天快亮了，帐篷里，陈锡联的眉毛、发梢上一层白霜，缩在被子、大衣下的身子不停地抖着，他翻个身，冻得实在睡不着，他干脆爬起来，出了帐篷。他想看看孙继先睡得怎么样，来到孙继先帐篷前，喊声“老孙”，却不见动静，用手电一照，孙继先的帐篷里没有人。原来，孙继先正呆在较远处的火堆旁，一边烤火，一边蹦蹦跳跳。他也是冻得睡不着，早就爬起来了。
陈锡联过来，说：“老孙，地方我们帮你选好了，以后就交给你了。”
孙继先说：“交给我就交给我，你们敢交给我，我就敢干！”
陈锡联望着远处的天光，感叹道：“这儿实在太苦，真想重新给你选个好点地方。可是好地方，打不了导弹，所以你就在这儿吃苦吧。但不管多苦、多难，事儿你得干好！美蒋的飞机天天到我们这边来丢炸弹，可眼睁睁地看着他丢，我们炮就是够不着。去年我在福建的一个炮阵地视察，看到飞机来了，团长请示我打不打，我说不打要炮兵干什么？打！不打还好，一开炮，炸弹全引过来了，反倒赔进去好几门炮，连我都差点给炸死。我是谁？中国堂堂的炮兵司令哪！窝囊！等我的炮兵装备上导弹那一天，这个账老子一起跟他们算！”
孙继先说：“导弹咋搞我不知道，不过还是那句话，事儿要是误到我孙继先身上，脖子以下给我留着，脖子以上的东西你们提走！”
二人感叹了好一阵，也不觉得冷了。
陈锡联突然想到了张贻祥，走到他住的帐篷前，喊道：“老张！起床！”
里面没人答应，陈锡联觉得不对劲，用力扯开帐篷，里面冒出一股呛人的烟气。张贻祥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众人都围过来，发现他已经处于昏迷状态。
张贻祥是安徽金寨人，参加过秋收起义和长征，来这儿之前担任总参军械部下属的第一军械科学试验靶场的场长，这时刚刚被任命为导弹试验基地副司令员，协助孙继先工作。原来，这天夜里，冷得受不了的张贻祥点上梭梭柴取暖，帐篷太严实，致使他一氧化碳中毒。众人现场对张贻祥实施救护，然后又紧急调来直升机把他送到兰州军区医院抢救，总算保住了一条命。基地还没开建，差点就要了副司令的命，这事让人想起来真是后怕。
1958年2月25日，经毛泽东批准，我国导弹试验基地定点在内蒙古额济纳旗，这就是后来发射了我国第一颗东方红卫星和神舟系列载人飞船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因为是以第20兵团为主组建的，所以这个基地代号为“20基地”，当时全国搞大跃进，基地建设也是“大干快上”，“超英赶美”，“东风压倒西风”，基地的电话通信代号就用“东风”。这样，“东风基地”就广泛的流传使用起来。所以它又叫“东风基地”。
铀浓缩厂选址也是大费周折。铀浓缩厂筹建处主任王介福等人和苏联专家，一共二十多人，用两个多月时间跑了中西部的好几个省区，从东到西，左右比较，踏勘了18个场地，起初提出在洛阳建，被上头否定，后来又提出在西安建，又被否定。他们只好继续西进，来到兰州。这天，在兰州北郊的黄河边，他们发现有一块场地，面积很大，水位比较低，一边是山，一边是黄河，这让苏联专家和王介福一个个喜出望外。王介福感叹：“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一边山，一边水，厂房顺着山边建，又隐蔽又安全，外人谁也别想靠近，将来修座桥，过了河离兰州也就几十公里，交通方便，我看就这儿了！”
正说着，树林里一群人端着枪，哗哗地拉着枪栓逼过来。众**吃一惊。随即，他们被带到了山脚下的几间平房里。原来这片地方已经被一家飞机制造厂看上了，而且他们成立了筹备处，王中蕃是这个飞机制造厂的筹备处主任。王介福说，他们是二机部的。王中蕃往上面打电话，上级神秘而严厉地说，凡是二机部的事，一律不要打听，要把这些人照顾好。王中蕃马上命人准备吃的喝的，看他们一个个脏兮兮的，又烧了一锅炉水，让他们洗澡。
傍晚，王中蕃领着王介福转了转，最后来到一个突出的山坡上，脚下的黄河水奔腾东去，王中蕃得意地向王介福介绍着。他说：我在朝鲜的时候，叫敌人的飞机给炸惨了，死了好多战友，正说着话呢，一颗炸弹下来，眼一眨再睁开，战友没了。当时我咬牙说回国后我什么也不干，就搞飞机，搞轰炸机，还真让我说着了。上级决定成立飞机制造厂，我当了筹备处主任，我带人到处跑，终于找了这么块好地方。两年了，当时没路，就一条羊肠小道，我们楞从兰州劈开山，搞了一条路。你看看这地方，机校、航校、设计院、发动机研究院、厂子，好几万人呢，全能搞进来，可你到河对面试试看，什么都看不出来。我们马上就开工。
王介福由衷赞道：“是啊，真是个好地方。”
王中蕃悄声道：“老王，你们到底干啥的，能不能给我透点？二机部到底干什么的？我这儿都够保密的了，难道你们还能比我这事更大？我这一带熟，说出来，没准我能帮你选个好地方呢。”
王介福说：“老王，纪律的事你知道，咱有句行话，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不过我倒是可以给你透点我们要选的地方，要求跟你这儿差不多，隐蔽性好，和外界容易隔离，面积要大，水要足，还有一条，用电量大。”
王中蕃皱眉沉思道：“你这要求还真不好找。”
王介福突然道：“老王，把你这地方让给我们怎么样？”
王中蕃一听就急了，脸一下板起来：“想都别想！”
王介福笑一下，说：“老王，你要是知道我们搞的事多重要，没准你就同意了。”
王中蕃站起来：“我不管你多重要，也不想知道，我就知道这天下没有比飞机轰炸机更重要的！今天让你们在这睡一夜，明天你们赶快走！”
结果，没几天，上级来电话，说这块地方被二机部看上了，让王中蕃另选地方。王中蕃这回真急了，愣是跑到北京，找二机部部长宋任穷讲理。宋任穷热情接待了他。王中蕃说：“宋部长，您说，你们凭什么把我们的地方给一锅端呀？您就是打死我，反正我也不挪地方。只当自己在朝鲜被炸死了！”
宋任穷笑着说：“王中蕃同志，你知道要你那块地方干什么吗？”
王中蕃说：“我不管，我只管造飞机，造轰炸机！你们不答应还给我，我豁出来找彭老总去，他去过朝鲜，他挨过炸，他说过我们要造飞机！”
王中蕃说着，眼里已噙满泪水。
宋任穷沉默一阵，抓起电话，果真给彭德怀打了过去，他说：“老总，我是宋任穷……是这样的，我们的核工厂在兰州附近看中一块地方……对，是准备建飞机制造厂的……好是好，航空部门也同意了，可人家筹备处的同志死活不干，找我来说理，还要找您呀，说您也在朝鲜挨过炸，知道搞飞机的重要性……”
彭德怀电话里好一阵沉默，然后道：“宋任穷，不要对他发火，好好给他讲道理……这样吧，你把实情告诉他！”
宋任穷说：“老总，这个人有股子倔劲儿，为自己热爱的事业敢和人拼命，是个干事的人……我就是这个意思，麻烦您给航空那边打个招呼，这个人我扣下了，他叫王中蕃。”
宋任穷的话，还有话筒里彭德怀的话，王中蕃都听到了。几十年之后，他仍然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泪水夺眶而出，他说：“宋部长，您和彭总，你们不讲理。”
宋任穷直视着王中蕃，说：“原子弹，你知道吗？”
王中蕃抹把泪，睁大眼睛看着宋任穷。他愣了，呆呆地愣在那里。似乎这时候，他的飞机制造厂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王中蕃被任命为兰州铀浓缩厂的副厂长。不仅他的地盘被人夺了，连他本人也给一锅端过来了。2007年，我们在兰州铀浓缩厂采访的时候，老一辈的人仍然对这件事津津乐道。
值得一提的是，为铀浓缩厂选址过程中，列宁格勒设计院总工程师斯米尔诺夫等22名苏联专家也是尽心尽力的。尤其是斯米尔诺夫，那年已经六十多岁，他是斯大林奖章获得者，对中国人民十分友好。在青海选址时，高原缺氧，他身体吃不消，但他对王介福说：“你准备一口棺材，我不行了就装起来运回苏联。”硬是坚持跟着走。这时，他犯了心脏病，北京来电话，嘱咐把他送回北京，他不听，说我就是死在这里，也要帮中国人选好厂址。选址的事定下来后，他十分高兴，说，找到了，找到了，有水有电有铁路，太好了，美国也挑这样的地方，我们苏联也挑这样的地方。
原子弹研制基地的选址工作，李觉、吴际霖、郭英会等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先后在四川、甘肃、青海三省选点。初步倾向于张掖地区。后来认为，原子弹研制基地如选在张掖，就与兰州铀浓缩厂、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都集中在一条线上，于战备不利。
1958年3月，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建议说，二机部的工厂那么多，都摆在一个地方不好，你们可以考虑一下，看能不能到青海去？我们青海有一个地方，很开阔，叫金银滩，你们有多少工厂都放得下。
众人赶到金银滩，进行了一番考察，发现这里四面环山，人烟稀少，只有少量的牧民，水源很丰富，绕过山就是青海湖。困难主要是交通不便，离大城市太远，还有就是海拔太高，高原缺氧。苏联专家倾向于选这里。
最终，中央决定，核武器研制基地就在青海的金银滩秘密建设。来自全国各地的上万名建设大军，陆续开进草原。
当时，上海电影制片厂刚刚拍摄了一部电影，名为《金银滩》，里面有一首歌曲：“高山上跑马啊云里穿，要找凤凰到银滩。”原子弹研制基地定点在这里后，这部电影就悄悄禁映了，一直到现在，这部片子的拷贝，仍然封存在电影厂的仓库里。
为了适应高原的气候条件，核武器研制基地的警卫人员主要从本地招收入伍，同样出于保密原因，军车拉着新兵在草原上兜了三天三夜的圈子，给人以走向很远地方的感觉。退伍后，战士们才忽然发现，自己其实是在离家很近的地方站岗放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