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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对郭嵩焘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他曾是曾国藩湘军幕僚体系中的重要一员，他的名字我曾在许多信报中都有看到。不过最近两年，这个郭嵩焘似乎销声匿迹了，“中军统”调出了关于他的最后一条消息：约两年半前，郭嵩焘被清廷任命为两淮盐运使，同时署理福建按察使。不过郭嵩焘似乎并未就任，自此以后他便失去了踪影。如今太平军占去半壁河山，清王朝在南方的统治濒于瘫痪，朝廷的委任状早已有名无实，逃避赴任的地方官员超过半数，因而郭嵩焘的消失似乎只是茫茫大潮中的一员，无人关注。
我对刘继盛道：“刘宰辅，本王好奇的是这个郭嵩焘是怎么知道本王筹划的？他的信又是如何送来的？”
说话间，廊坊外传来了彭玉麟的声音，他走进屋来说道：“殿下莫要责怪，是属下将您的计划告知筠仙的，他现在就在武昌城内，殿下您可以召他来见一面。”
看到彭玉麟我着实一惊，原来这个从中牵线的正是湘军故人彭玉麟。据彭玉麟介绍，这个郭嵩焘曾是湘军统帅曾国藩的左膀右臂，多年来一直为曾国藩出谋划策，直到两年多前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太平军攻克上海，曾国藩对西洋科技的威力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惊。他下决心发展洋务，并秘密派遣郭嵩焘为自己的代表赴欧洲考察。
有了曾国藩为后台，一直支持洋务的郭嵩焘不顾清廷的委任，毅然登上了前往英国的客轮。彭玉麟说郭嵩焘在英国伦敦住了一年，而后又游览了法、意、德三国。去年春天，曾国藩集团被我打垮，得不到经费支持的郭嵩焘便踏上了归程。
可能是由于当时的信息不通，还在欧洲的郭嵩焘并不知道湘军覆灭的消息。他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两万字的《使西纪闻》，并分别寄往长沙和天津，希望实权在握的曾国藩和李鸿章能够引起重视。
不用说，寄回长沙的这一份落到了彭玉麟手中，彭玉麟随即呈上了郭嵩焘的大作。郭嵩焘的文章彭玉麟是提前读过的，让他惊叹的是郭嵩焘居然在这本《使西纪闻》中提到了和我一模一样的观点。也正是因为如此，两周前才刚刚回国的郭嵩焘第一时间被彭玉麟请到了武汉，并把我在九江会议中提出的材料交给郭嵩焘研究。
于是就有了郭嵩焘给我的这封匿名信。
我十分好奇地翻开了《使西纪闻》，虽然书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郭的所见所闻如同日记，但在最后的申论部分，郭嵩焘明确指出：单纯引进洋务是治标不治本的，西方的富强源于制度，我国要想发展必须从根本制度入手，铲除特权阶层，建立公平竞争为基础的工商环境。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个郭嵩焘在历史上不就是洋务派中的一员吗？如今他居然能发现洋务运动失败的本质，我的天，历史的进程实在使人玩味。我正式通过彭玉麟向郭嵩焘提出了见面的邀请。
第二日上午，郭嵩焘应邀而至。郭嵩焘，字筠仙，号筠轩，湖南湘阴人。他于道光二十七年中进士赴京为官，咸丰初年丁忧回籍，后加入曾国藩幕府，参与创建湘军。期间郭嵩焘学会英语，因而咸丰十年他担任曾国藩密使前往欧洲考察，前后为期一年零四个月。
郭嵩焘身着一件旧长袍，他身材微胖，只有四十五岁的他却略显老态，胡须和鬓角已然发白。乍一看，梳着一条长辫子的他更像是一位老学究。虽然我很难将眼前这个人同新思想联系在一起，但还是一步上前向他伸出手来。
郭嵩焘面色诧异，但又十分自然地同我握了手，他开口道：“你就是力主革新的太平天国议会议长城王冯瑞城？”
“正是本王。”我说，“筠仙先生旅欧而回，是亲眼见过世界的，先生之见解，本王深表折服啊！”我没有说谎，我真的很佩服他，虽然我不清楚历史上的郭嵩焘是什么样，但眼下这个怀揣新思想的郭嵩焘无疑是破天荒一般的。
郭嵩焘微笑着连连摆手，道：“城王殿下足不出户即能察四方之事，您的造诣我郭某人是诚心敬佩。当年您把我们打得落花流水，我和涤公都对您是恨之入骨呢！”
我直奔主题问道：“先生是如何发觉中外之差别在于制度的？”
郭嵩焘道：“郭某远居海外一年多，这些时日里我是说洋文穿洋袍做洋事，和我同去的几位都觉得不成体统骂我忘本。现在想想要是当初就范于他们，郭某恐怕不会有今天的认识。”
我和郭嵩焘的谈话进行得十分顺利，我们两位仿佛旧友重逢一般，侃侃相谈。郭嵩焘介绍了他在西方的种种传奇经历，他去剑桥大学听过课，在白金汉宫拜见过女王，在柏金宫殿欣赏音乐会，同时他还参观了水晶宫世博馆和南安普顿的造船厂等地，郭嵩焘这家伙甚至看过足球比赛。
郭嵩焘的言行让我更觉他脱离了这个时代，而事实上郭嵩焘也确实为此而承受着煎熬，同行的伙伴视其为异端，公然骂他“汉奸”与他决裂。曾国藩也两次写信给他让他“适可而止懂得自重”。被孤立的郭嵩焘身心憔悴满面苍颜，说到苦楚之处郭嵩焘不禁老泪纵横。他看懂了世界，但世界中却无人看懂他。
此番会面郭嵩焘备受感动，他将我视为知音，表态愿就改革问题效犬马之劳。
我们长谈了一整天，我知道郭嵩焘正是我需要的人，我决定以他为核心组建一个“改革委员会”，力争通过平和的手段推动制度的发展。但一个郭嵩焘显然不够，我决定拟定一份改革委员会的名单，先对我旗下掌管各实业的领头人物进行教育，提升他们的见识，再由他们利用手中的资源从根本上推行改革。
委员会召集了商税改革的负责人席正甫、掌管武汉工业的唐廷枢、督办江西洋务的陈宝箴、报纸新闻业的负责人王韬、主持武汉大学的华蘅芳等，这些人从事实业多年对于西方思想接触较多，对于西化改革也都表态赞成，我明白这次改革必将以他们为主力军。
同时按照郭嵩焘的意思，我又专程拨款建立了研习西方文化的“同文馆”和“洋务衙门”，前者负责教授外文、翻译西方著作传播西方思想，后者负责与西方国家进行沟通。我将他们命名为“国际关系学院”和“外交部”，分属城殿政府管理，由郭嵩焘任学院主持兼外交部长。同时郭嵩焘还身兼改革委员会的委员长，负责带领委员会成员制定具体的改革策略。
郭嵩焘的身份称得上湘军元老，他亲自出马加入我的阵营可谓一记重磅新闻。然而次日的报纸头版上却并列刊登了另一则重要新闻——湘军领袖胡林翼病逝于襄阳。此条新闻读之令人感慨万千，一个湖南人来了另一个湖南人却去了。
据悉胡林翼去世的原因是突然复发的肝病，只不过在此之前他已病入膏肓连续咯血达一周，因而新闻记者们几乎是提前写好了稿子坐等到今天发布。我敏感地察觉到，胡林翼的死对于鄂北局势很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于是我立即手书一封传令江北驻扎的谭体元所部第四军进入戒备状态。
胡林翼曾在我手下任职，后向北叛逃与他的结拜兄弟鲍超占据襄阳府城，湖南的湘军主力被歼灭后，他们便在襄阳打起了“湘军继承人”的大旗，凭借胡林翼在两湖地区的影响力他们很快聚拢了一支数万人的队伍，控制着襄阳、勋阳境内的十多个县城，割据一方。这帮人不但不听清廷调遣，反而自行征收税款钱粮。
为了防止胡林翼鲍超造反，清廷调遣多隆阿部进驻勋阳进行监视。据说多隆阿和鲍超矛盾很深，但和胡林翼却私交甚笃，因而半年多时间里多隆阿始终闭上一只眼按兵不动。
鄂北微妙而脆弱的局势会因此被打破吗？没有了胡林翼做盾牌，鲍超的“霆军”又将倒向何方？我决定立即起草公函并派人前往襄阳，探查一下鲍超的态度。我素闻鲍超能征善战，因而现在不免有意向他递出橄榄枝。
我写了一公一私两篇文书，公文上全都是惯用辞令，向鲍超宣扬城殿太平军的军威，让他认清时局。私信里我则变换了语气，称鲍超为“霆兄”，对他在襄阳“替天行道”进行了一番吹捧，并表示只要他愿意归顺我会向对待刘铭传、左宗棠那样，让他统领三军，我们一同对付多隆阿。
赵烈文见我乐此不疲地连写了两封文书，他却在一旁摇着脑袋说：“殿下您还真对那鲍春霆抱有幻想啊？他要是有意投奔，半个月前就该主动给您写信。他拥兵自重那么久，足以说明其野心之大，招揽这样的人，难矣难矣。”
赵烈文曾和鲍超共为曾国藩部下，他深知鲍超识字不多且是个“刺头”，因而并不认同我的想法。但我依然认为此次胡林翼去世我必须有所表示，因而不得不与鲍超打交道。
很快我派出的吊唁小队携带两封文书从武昌出发北上了，而谭体元部也根据我的命令悄然向汉阳以北的荆门、安陆等地移动，重新整编的虎嵩林部也从宜昌向北面的兴山进发盯住多隆阿，城殿部属正悄然增兵北线。
现在最理想的结果就是鲍超得到我的支持后立即同多隆阿开战，等他们打得差不多了，我军直接开过去坐收渔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