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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地回来，感觉家是特别得亲切，有空就跟院里一群半大不小的毛孩海吹胡侃各地见闻，唬得个个一愣一愣的，觉得蛮有趣，但时间一长该说的说完了，能吹的吹尽了，听众都听腻了，我也懒得再讲。整日价没事，就跟黑子和哥几个胡同里乱窜。天儿热去八一湖游泳，天儿冷了去什刹海溜冰，偶尔逛逛北海。晚上呆在部队礼堂看样板戏，可惜翻来覆去只有《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这么几部，搞得后来我们人人都能唱，就苦于没机会登台露脸。不过，人多热闹的时候，高兴起来大家伙儿也会在院里摆上几张桌子，自娱自乐，唱上一出。
黑子演杨子荣，我演座山雕：
“天王盖地虎！”
“宝塔镇河妖！”
“脸红什么？”
“精神焕发！”
“怎么又黄了？”
“防冷涂的蜡！”
“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
“许旅长副官胡彪！”
“胡彪？许旅长有两件宝？”
“宝马快刀！”
“马是什么马？”
“追风黄骠马！”
“刀是什么刀？”
“日本指挥刀！”
“何人所赠？”
“冈村大佐！”
“在什么地方？”
“牡丹江五和楼！”
两个人一本正经，惟妙惟肖，总能博得满堂彩儿，那阵势可比今天的KTV热闹得多，不过黑子总不肯跟我换角色，让我过过做英雄的瘾，对于这件事我一直耿耿于怀。
再有的晚上，就去看看电影，去老莫（莫斯科餐厅）聚会。
但大多数的时候，无聊和空虚依旧占据了我们整个心灵。
就这样，一年的时光忽拉一下晃悠过去了。
1970年的春天来得很快，革命照旧，我们也面临初中毕业。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初中毕业要么参军，要么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去当知青，或者进工厂。不过我跟黑子对这些都没什么兴趣，还想继续过我们的逍遥日子。
两家家长一合计，得，那就继续上学吧，把我们俩安排到了军区子弟校读高中。
相对于地方上而言，这里算是极少数还能正常运转的学校，学生都是部队干部子弟，然而此刻也不比从前，停课闹革命的事时有发生，平常不用考什么试，因为从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已经废除高考，高校停止招生，所以我们不用担心考大学的事情。再者，高中毕业参军对我们来说是很容易的事，当时的解放军，社会地位也很高。总而言之，学校的生活是相当得惬意，无比得轻松自由。
挨到初中毕业，放暑假的时候，我迷恋起看书，偷了我爹抽屉里的几十块钱，（当然少不了后来被发现，捆起来，挨了一顿狠揍）满北京城跑，收了几百本小人书，连环画，在胡同口练摊儿，弄了十来把小马扎，出租小人书，一分钱一本。
黑子也有了另外一项“爱好”：抄家。跟着造反派屁股后边儿东蹿西蹿，隔三岔五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往屋里搬，什么破铜烂铁，坛坛罐罐，都往家里带，整个就一拾荒匠，只差打小鼓儿。他不爱看书，我便让他把弄来的书都给了我，他也帮我留意。
趁着在家的时间，我读了个饱，什么《铁流》，《苦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怎么办》等等都是当时的主流小说，也不乏很多禁书，都是黑子抄来的，主要是资产阶级流毒，留不得，看过之后也就付之一把火烧掉。这也是为什么一直到现在，我都比黑子聪明很多的原因之一，当然我的先天智商本来也比他高出许多。
就在这当口，我的祖父出现了。
因为中苏摩擦，爹妈天天在机关耗着，祖父便端起架子管我。老人家觉得我不能老这么混着，虽说前途已定，但世事无常，谁知道将来的世界会怎样，年轻人总得有个名堂。再者说，曾氏一族历代都是读书人，大都学有所成，出过不少人才，作为嫡长孙，总不能由着我性子胡来。
于是，七月的一天，刚吃过晚饭，祖父把我叫去训话。
从三皇五帝，到秦皇汉武，又从唐宗宋祖到元明清后，华夏五千年的历史抖落个底儿掉，主要论点就是阐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让我“好好想想，认真体会”。
整个过程我主要是聆听，插不上嘴，因为我连张飞岳飞谁在前，谁在后都稀里糊涂，偶尔还是附和两句。毕竟老人家说的口干舌燥，唾沫四溅，做听众的也得厚道，拿出点诚意来不是？好不容易挨到他说完，我赶紧整出两滴眼泪水，垂手起立，表示会仔细检讨，深刻反省，洗心革面。那场景，就好比我们校长被批斗，逢人就说：“我有罪，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
祖父见我“深受感动”，意犹未尽，决定再加把劲，巩固疗效。转身从床脚旮旯儿里翻出一本《曾氏族谱》，要给我讲讲家族史。
从老神仙到文迪公，从曾国藩再到曾祖德鸿，足足讲了一夜，一直到天光放亮，也难为老人家那么大岁数，还能这么折腾。
不过比刚才的说教轻松多了，毕竟是发生在自家人身上的事，不用“好好想想，认真体会”。其中的许多故事也很吸引人，越听越发精神，屡次打断，问个究竟。
在以前我只知道祖上是读书人，但具体干什么的，囿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我年纪太小，家里人怕我到处乱讲，说漏了嘴，所以一直不跟我说，我也懒得问，只是隐约知道我的家族职业很神秘。
原来祖上从曾恭开始即是代代以风水堪舆为业。文革时期，到处宣扬的是破四旧，这种事情要是说出去，不单是抄家挨斗的罪过，全家都得睡牛棚。是以祖父也从来不敢在人前谈起半点，只强调自己也是劳苦大众，百姓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