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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不能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跑701工程处的人在等待入伍的日子里，1967年下半年，导弹试验基地组织中国科学院、北京工业设计院、北京邮电设计院，以及701工程处和基地本身的专家，组成勘察组，先后对新疆、湖南、广西、广东、云南、吉林、陕西、福建、山东、西藏等有关省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勘察，初步确定了18个地面卫星观测站的站址。陈芳允因为是701工程处的技术负责人，所以他参加了勘察工作。以当时的技术条件和经济原因，一下子上马十八个观测站，难以做到。陈芳允和专家们多次研究后，本着少花钱多办事的原则，提出减一半，保留其中的九个。
在一次会议上，这个方案拿出后，引起一些人的不满，有人认为减得太多，完不成测控任务，出了事，怎么办？还有的说，美国、苏联的测控网，比我们这个密多了，这已经算很少了。
钱学森站出来说，中国的卫星测控站，不同于美国、苏联，他们可以全球布站，而我们只能在本国国土上布站，在方案设定上难度要大很多。尤其是测控系统的设计对中国科技人员来说，是无前人经验可以借鉴的，只能凭在座各位专家的智慧，倾尽全部心血设计测控方案。你们这么短时间内，拿出这个方案，让人欣慰。陈芳允同志代表勘察组提出，十八个站的基础上，减一半，我完全同意。不但同意，而且建议：你们看看，能不能再减掉两个，哪怕是一个？
此言一出，众人都沉默了。
钱学森提出再减一两个，陈芳允虽然也觉得很困难，但他还是带领701工程处的专家，进行了研究和计算，画出了新的测控图。
经过大量模拟计算，决定减掉两个站，保留七个站，分别设在酒泉、喀什、湘西、南宁、昆明、海南、胶东。由酒泉承担主动段和运行段测量任务，由湘西、南宁、昆明、海南站进行卫星入轨段的测控、捕获与跟踪。由于卫星从中国西部出境，由喀什站进行最后的跟踪。
钱学森看到这个方案后，满意地说：“芳允同志，你们这个新方案布局合理，经济实用。谢谢你们了。”
陈芳允说：“这是701工程处和其它单位专家共同的心血。能有这个成绩，与导弹试验基地及时介入分不开。”
但是钱学森随即提出，能不能再减一个？陈芳允愣了：“还要减？”
钱学森点点头：“我们打颗卫星的钱连国外十几分之一都不到，够省的了。我们是专家，报上去中央不会不批，可是多一个站几千万，这几千万能让多少孩子读书，多少人不饿肚子啊……”
钱学森眼睛湿润了。陈芳允深受触动，表示会想办法，看能不能再挤掉一个。
经多方权衡，并报国防科委批准，最终决定建设喀什、湘西、南宁、昆明、海南、胶东六个地面观测站。
陈芳允在方案论证会上发言说：“中国的测控技术要体现中国特色，不能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跑，要建立自己的体系，开拓新的领域，这就需要有可靠性高的多种手段联合运用，从而保证测控数据的精确度和准确度。迈出第一步就要为以后着想，为未来奠定基础，为后继的卫星工程做好准备，形成更复杂、更庞大而精确度更高的测控系统。我们的任务就是尽快完成这六个站的总体设计，并参加设备研制和台站的建设工作。
他的讲话赢得了热烈掌声。
123．自己革命一辈子，从来不是为自己长征一号火箭的研制，举步维艰。
北京南苑，七机部火箭研究院偌大的总装厂房里，一片狼籍，混乱不堪，到处是标语、大字报。玻璃碎了，许多精密仪器、设备趴了窝，上面蒙上了一层灰。大字报有批“科研十四条”的，说“十四条是修正主义路线”，有批聂荣臻、任新民、梁守盘、屠守锷、黄纬禄、孙家栋的。还有赞美聂荣臻等人的。一看便知，两派矛盾尖锐，严重对立。两派一个名叫“915”，一个名叫“916”。
工厂停工，工人跑去闹革命，任新民一个人孤零零站在厂房中央，望着面前的一片狼籍，内心十分焦虑。外面，不断有高喊口号的声音，还有高音喇叭刺耳的声音。
915和916这两派群众组织，整天你整我我整你，搞乱了秩序。任新民一直没搞清，这两派有什么区别？他们不是都口口声声拥护毛主席吗？他问别人，人家告诉他，拥护毛主席不假，但915是保守派，916是革命派，915成员多是政工干部，916成员多是技术干部。任新民亲眼所见，这两派你争我夺，斗争激烈，可以说不共戴天。军管会的人，他们都敢打，真是无法无天了。
任新民因为是有影响的大专家，所以是两派争夺的重点对象，都想把他拉过去。有人问他，你打算加入哪一派？任新民说，我哪一派都不入，我就想集中精力搞长征一号。它搞不成，卫星就别想上天！我是长征一号的总师，做梦都想让它早一点成功。
结果，由于他哪一派都不入，“冥顽不化”，两派都为难他。有人在他家门前刷上大字：“打倒大叛徒任新民！”还有人叫嚷，让他老实交待在美国的历史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搞攻关，他这个技术负责人真是太难做了。不是难在技术本身，而是各个单位都有不讲理的造反派，造反派还分成两派或三派，观点都针锋相对，水火不容，你赞成他就反对，你反对他又拥护，搞得昏天黑地一团糟，遇到任何技术问题，都吵起来没个完。
困难关头，任新民相信，广大科技人员和工人群众还是通情达理的，热爱航天事业的人还是大多数，只是需要他多跑些路，多费些口舌，多一点耐心，多受些委屈。那阵子，他伴着“造反有理”的歌声，伴着武斗的枪声，坐公交车穿梭于南苑、永定路研究室或者是云岗发动机试车台之间，常常是利用坐公交车的工夫，打个盹儿。
长征一号火箭的研制，就是在这种艰难情况下推进的。
科学家日子不好过，元帅的日子也不好过。
在国防科委大楼门前的墙上，常常能看到批判、火烧聂荣臻的大字报。八届十二中全会为“二月逆流”事件定了调子，“二月逆流”成员全都成了反党分子。至此，聂荣臻成为国防工业、国防科研系统的主要批判对象。
1967年7月15日，军委常委会上，聂荣臻提议把军事接管的国防科研机构，组成18个研究院，以便排除干扰，开展国防科研工作。他的愿望是，既要保护好这些单位不受冲击，同时还不中断国防科研工作。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9月20日，这个提议经国务院会议讨论后，正式形成了《聂荣臻同志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的报告》，上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中央常委、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10月25日，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批示：“荣臻同志：此件压了很久，今天看过，很好，照办。”并决定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发出，要求各单位遵照执行。
拿到这个批示，聂荣臻心里踏实了一些。但是没几天，国防科委造反派贴出大字报，说聂荣臻为了垒聂氏山头，所以想出了组建18个研究院的主意。谁都明白，很多地方，局面已经失控，靠一份中央文件，想解决所有问题，不可能。
聂荣臻预感到自己快要靠边站了。有一天，他把钱学森叫来，说：“学森，我现在最放不下心的，还是卫星。科学院乱得厉害，卫星研制工作，得想办法另起炉灶。我想找机会，建议军委下命令成立空间技术研究院，把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任务，交由国防科委来抓。”
钱学森说：“您的意思，把卫星任务从科学院拿过来？”
聂荣臻点点头：“到时候，我想推荐你兼任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今天叫你来，就是先给你打个招呼。”
钱学森说：“聂总，院长这个担子，可是不轻呀！”
聂荣臻说：“正因为不轻，才让你来担。”
钱学森一时犹豫。
聂荣臻问：“有什么困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