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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中国的氢弹之路，在哪里呢？有了原子弹，似乎可以松口气了。但是不行，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的一次中央专委会上，周恩来提到了氢弹。
有些与会的专委委员对氢弹不太了解，原子弹和氢弹虽然都是核武器，但它们区别很大。区别主要在哪？这就需要给领导同志简单讲一讲。
原子弹研制初期，中央领导人参加的一次重要会议上，朱光亚关于原子弹的讲述让领导人都听明白了，因此，这次关于氢弹，还是由他来讲。
朱光亚娓娓道来。氢弹是一项比研制原子弹更为复杂的尖端技术，它们的基本原理大不一样，原子弹是靠原子核一连串的裂变，由此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叫做核裂变；而氢弹则恰恰相反，它是把两个原子核聚合成一个原子核，在聚合的同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叫做核聚变。用一个通俗的比方来说，原子弹是用中子当火柴，去点燃裂变材料，引起爆炸；而氢弹则是用原子弹当火柴，去点燃聚变材料，引起爆炸。对氢弹来说，原子弹只不过是一根火柴头……
有人发出轻微的惊叹声。
周恩来说：“氢弹的威力是原子弹不可比拟的，氢弹绝不是在制造原子弹的基础上再提高一步就可以了。现在美苏装备的，实际上都是氢弹，对不对？”
刘杰回答：“是的。”
周恩来说：“所以我们得加快氢弹的研制嘛！”
刘杰接着汇报说，早在1960年，他和钱三强同志就安排原子能所的黄祖洽、于敏带一批年轻人，预先对氢弹理论进行研究，一年多前，原子弹理论方案搞出来后，又安排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他们带着队伍，转向氢弹理论攻关。但说实话，目前还没有大的进展，毕竟氢弹比原子弹复杂得多。
周恩来神色严肃地说：“是啊，如果说，我国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还有苏联专家的一点帮助，给我们起了引路作用，那么，氢弹技术的研究，对我们完全是一片空白。当我们没有原子弹时，有人笑话我们20年也造不出来。现在，他们又说我们有原子弹不算什么，离有氢弹、洲际导弹还很遥远。这话没错。但我们呢，就得要争这口气！前两天我对外国记者说：氢弹技术、运载技术当然很复杂，但我们一定会掌握的！”
他问刘杰、刘西尧：“关于氢弹，你们说实话，什么时间拿出来？”
刘杰想了想，回答：“我们认为，3年到5年，才能爆炸氢弹。”
周恩来立即说道：“3年到5年,太慢了，要快！你们尽快研究提出加快氢弹研制的计划，要把氢弹的理论研究放在首要位置上，并注意处理好理论和技术、研制和试验的关系。”
不久之后的1965年1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远景设想规划的汇报时，指出：“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
毛泽东、周恩来为氢弹定了调子。
氢弹，成为中国核科学家面前的又一座山峰。
为加强氢弹理论的攻关力量，二机部决定将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的黄祖洽、于敏等31人调到核武器研究院，两支队伍汇聚一起，迅速投入氢弹的研制。
从1959年到1965年，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为我国的核工业、核武器事业，先后输送了914名科学家，这些人成为原子弹、氢弹攻关的中坚力量。在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征途上，钱三强担任所长的原子能研究所可谓居功至伟。后来有人称赞原子能所是“满门忠孝”。
核武器研究院理论部。一天，周光召把一大摞英文报纸往彭桓武面前一放，说：“彭公，我们把1945年以来的《纽约时报》都翻遍了，想从新闻记者笔下找到一点蛛丝马迹，但一无所获。”
邓稼先说：“我们还把美国当年审查他们的‘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时，公开的证词资料都查遍了，只搜到一条与氢弹有关的信息。”
彭桓武问：“什么信息？”
邓稼先说：“仅有一条：他们搞的氢弹要用牛车拉。”
彭桓武问：“啥意思？”
邓稼先说：“琢磨来琢磨去，可能是他们搞氢弹设计时计算的数据纸，多得要用牛车拉。”
彭桓武说：“我早说过，搞氢弹，就得闭门造车，谁也别指望。从今以后，我们所有的精力都得放在闭门造车，冥思苦想上。氢弹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只能从我们脑子里钻出来。”
黄祖洽、于敏等人正式加入进来后，在朱光亚、彭桓武主持下，邓稼先、周光召、于敏、黄祖洽等人制定了关于突破氢弹原理的工作大纲，二机部很快便予以批准，第一步，要求继续进行理论探索，彻底突破氢弹原理；第二步，要求完成质量、威力与核武器使用要求相应的热核弹头的理论设计。
在黄祖洽、于敏没有过来之前，邓稼先率理论部曾考虑，研制一种原子弹“加强型”的氢弹，即在原子弹的基础上，将其威力加大到氢弹的标准。而黄祖洽、于敏没过来之前，也曾考虑过一种氢弹模型，他们走的是与“加强型”不同的另一条路子。两拨人员汇集后经过交流，发现双方的方案都有道理，但也都只是初步设想，为了保证正式研制出来的氢弹达到一定质量水平，院里打算让原来的两种设想继续研究下去。
二机部副部长刘西尧代表部党组来看望众人，听汇报后，表示同意。他认为，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两条路总能走通一条吧？
刘西尧又说：“刘杰部长让我告诉大家，部里提出了要抓‘龙头三次方’。”
什么叫“龙头三次方”？刘西尧解释道，这是个比喻，即国家搞氢弹等核武器的龙头在二机部，二机部的龙头又在核武器研究院，研究院的龙头，在理论部。
听到这个解释，众人都笑了。刘西尧最后说：“氢弹能不能早点搞出来，就看你们了！”
对于氢弹来说，这个时候，是最难的时候。
美国一位研制世界上第一颗氢弹的专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搞氢弹就像是迷失在原始森林的孩子一样，既充满危险，又与外部世界隔绝，即使自己有一颗古代炼丹士的心，也难免陷入地狱和苦海里挣扎。”
中国的氢弹之路，在哪里呢？仿佛是一片被如墨的夜色浸透了荒原，没有路。最初的探索和猜谜毫无二致，攻关者只能凭借着一颗颗火热的心，和一个个不知疲倦的大脑，探寻着，摸索着……
98．卫星一直在我脑子里转个不停原子弹的成功，以及东风二号导弹的成功，加之国民经济渐渐走出了三年自然灾害的阴影，催生了已基本偃旗息鼓的人造卫星事业。1965年初，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所长赵九章，向周恩来递交了一份关于尽快规划中国人造卫星问题的建议书，引起周恩来关注。
差不多同一时间，钱学森去聂荣臻办公室汇报工作时，也提出：“人造卫星研究方面，科学院已经做过一些课题，现在看来，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了。搞卫星是件很复杂的事情，牵涉面非常广，只有及早准备，到时候才不会误事。”
聂荣臻告诉钱学森，这件事，他和总理也经常议到。去年国庆节时，毛主席还专门问过他这方面的情况。他说：“是该动手搞了，卫星对国防建设影响很大，去年我们还没爆原子弹，美国就用卫星侦察到了，很厉害呀！”
1月8日，钱学森正式向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提交了关于制定人造卫星研制计划的建议，他在这份建议书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