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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到了最后的时候，周恩来对李旭阁说：“今天晚上要张爱萍、刘西尧规定出一些暗语、密码来.前后方联络要搞个代号。”当天晚上，张爱萍又召集开会，对原子弹的运输、防止敌人破坏等问题进行部署，并规定了主要用语的密语：试验用的原子弹，密语为“老邱”，原子弹装配，密语为“穿衣”，原子弹在装配间，密语为“住下房”，原子弹在铁塔上的密闭工作间，密语为“住上房”，原子弹插接雷管，密语为“梳辫子”，气象的密语为“血压”，原子弹起爆的时间，密语为“零时”。有关领导也有相应的代号，毛泽东是87号，刘少奇是88号，周恩来是82号，贺龙是83号，聂荣臻是84号，罗瑞卿是85号。
9月27日，张爱萍、刘西尧坐专机返回基地，当天，他们向有关人员传达了中央专委会的精神。之后，张爱萍兴之所致，拿起一支大排笔，放进盛墨水的盆子，饱蘸墨水，在他所住帐篷的门上，挥臂运笔，写了一个大字：响。字像窗户那么大。
92．国家最高元首级的警卫规格一列火车在高原上神秘地行进……
为了把原子弹安全完好地从青海金银滩运送到罗布泊的试验场，从上到下真是费尽了脑筋。8月中旬，先进行了历时8天的模拟产品运输演练。先运走的，是假的，后来运走的，才是真的。596产品本身在金银滩事先预装过，这时又拆开了，分别装了20几个大箱子。
1964年9月29日14时24分，真正的原子弹从青海金银滩装车启运，青海向北京报告“老邱已上轿”。
真正的原子弹又是分两部分运走的，一部分用火车运，原子弹的两个最关键的部件铀球和点火中子源，用另一列专车运到西宁后，再用经过保温改装的伊尔14运输机，运往核试验基地。
专列在大西北的铁路线上行驶……
专列经过戒备森严的隧道、桥梁、车站……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这趟专列被定为一级专列，沿途警卫和到站后的警卫都按照国家最高元首级的警卫规格来要求。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吴际霖负责专列的押送。
沉沉的夜幕中，火车呼啸着行进……
产品车厢内，灯光通明，几个押车的技术人员和保卫干部守在控制室里。吴际霖进来，小声问道：“温度怎么样？”
“一切正常。”
吴际霖又问：“振动情况怎么样？”
“正常。”
吴际霖叮嘱：“按时换班休息。”
“吴副院长，放心好了，你也去休息吧。”
吴际霖看了下表：“前面有一段危险弯路，我去检查一下产品箱的固定情况。”
他向车箱深处走去……
专列经过的青海、甘肃、新疆三省，都由省公安厅长亲自押运；每到两省交界处，两省的公安厅长签字画押，办理交接手续。为防止静电，沿途机车检修工人的铁锤一律换成铜锤。列车用煤，都仔细用筛子筛过，防止煤里面有采煤时遗留的雷管。沿途所有客车都为它让路，经过的高压线都要陆续断电，它过去之后再恢复供电。
为防止敌人空降破坏，兰州、玉门、西宁、包头等核工厂，以及核试验基地周围，部署了37个雷达站加强戒备。空军某歼击机师进驻导弹试验基地待命警戒。京广线以东地区的所有防空部队，进入一级战备。
空运铀部件和点火中子源，是由核武器研究院技术员胡仁宇和二机部保卫部副部长高伦负责押运的。这是两个最贵重也是最娇气的部分。和这样珍贵而又危险的东西在一块飞行，这可是他们二人从来没有想过的。当时还不能从西宁直飞马兰，中途停了几次。前前后后折腾了几天。在飞机上，胡仁宇晕机晕得特别厉害。那时最担心的就是铀部件发生链式反应，尽管事先作过研究，在飞机运输过程中，不会发生次临界问题，但高伦认真、仔细，生怕出一点点差错，途中老让胡仁宇测量宇宙射线会不会对产品有影响，他就一次次强打精神用测量仪测量宇宙射线。
当时生产出两枚完全相同的原子弹，596-1和596-2。一枚正式试验用，一枚留作备份，万一正式的不响，再试爆备份的那枚。10月初，596-1所有部件，安全运到爆心铁塔下的地下装配间，备份的596-2开始是在乌鲁木齐待命。张爱萍等人研究后认为，得想办法隐蔽好596-2，万一不成，后面还得靠它。张蕴钰提出，苏联人对罗布泊试验场区相当熟悉，因为最早的规划设计就是他们帮助搞的，藏在这附近，恐怕不行。张爱萍站在地图前沉思良久，目光顺着铁路线游移。许久，张爱萍指着酒泉北面的一片沙漠，说：“到内蒙古额济纳境内导弹试验基地附近，找个地方藏起来，怎么样？那里便于隐蔽。”
张爱萍多次去过导弹试验基地，对那儿比较熟悉。他的意见众人均表示同意。于是，张爱萍命令载着596-2的专列，立即离开乌鲁木齐，赶往导弹试验基地附近隐蔽。
10月初，按照命令，开始进行原子弹的整体装配。地下装配间就在离铁塔不远处。
蔡抱真，时任核武器研究院总装配室副主任。他回忆道：“当时基地有几千人，但是真正亲眼看到原子弹的只有百余人，真正亲手摸过的只有一二十人，而我是其中之一。第一颗原子弹是个两人合抱那么大的铝合金球体，里面主要是由浓缩铀、烈性炸药和金属构件组成，还要插上几十个引爆雷管。去马兰后，我们在主控站的工作队一共有12人，由我和装配车间副主任吴文明带队，我们的任务是在基地现场最终装配好596-1。”
张寿齐，时任核武器研究院工程师。他回忆说：“我们在塔下工房里装配原子弹，费了好大的劲。有的部件经过长时间的运输和存放，这个时候就有点膨胀，到现场你还要修啊，拿铜刀和铜网慢慢刮，一点一点地蹭。开始上头不让刮，怕弄响了就完了。”
陈常宜，时任核武器研究院工程师。他回忆说：“596装配完之后就要进行吊装程序，在596产品正式吊装之前，所有的环节都要检查，几百米长的钢缆仔细看，吊装用的那个吊篮，用放大镜看，钢丝要一点一点儿查。有一次检查，发现钢缆有一丝断了，当时就很紧张，讨论了几次，后来还是下决心换了。”
93．人世间最漫长的东西，就是一个“等”字核试验的时间一天天临近，试验场也越来越沉静下来。对爆炸那一刻的焦急等待，让人倍受煎熬。
后来有采访者问李旭阁，说您一直跟着张爱萍，发现他紧张吗？李旭阁说：“紧张。所有人都紧张。这时的核试验场，千军万马齐集于此，人们都在紧张准备。基地有个人叫贺成功，张爱萍一听特别来兴趣，说你这个名字好，贺成功嘛，成功了，当然要庆贺。”
张爱萍将军的儿子张胜也在一篇文章中写到：“后来我问我父亲：你紧张吗？他说：紧张！我又问：比打仗呢？他回答：还要紧张些。我问为什么？他说：事关重大。”
接受我们的采访人，每每提到596爆炸之前的日日夜夜，都说那时真是紧张，上上下下都紧张。又说，现在的人可能无法理解了，当时那个形势，不由你不紧张，经常是心提到嗓子眼上。
从9月25日起，全体人员就进入待命状态。张蕴钰有一天对程开甲说：“等得人心焦呀。这世上什么东西最长？我算体会到了等！人世间最漫长的东西，就是一个等字！”
基地副司令员张英后来回忆：“那二十多天里面，现场有好几千人，对每一个人都是考验。原子弹已经在那儿放着，这么等着总不是个办法啊……张蕴钰跟我们说，这么等下去，弄不好会出什么事情。场地里面，几百条电缆都通着原子弹，控制电缆和连通各个单位仪器的电缆，到处都是，有地上的有地下的，坏上一根就成问题。过去打仗也是这样，都准备好了，就是最后发起攻击的命令不下，这时候最着急的是下边的指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