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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原子弹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1995年2月，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取消对“科罗纳”间谍卫星早期拍摄的照片和文件的保密，才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人们才知道它早就拍摄了中国的罗布泊基地。事实上，早在1961年2月，科罗纳卫星就辨认出了罗布泊基地。不过，当时并不知道，这就是中国未来的原子弹试验场。1964年8月初，科罗纳发现，在罗布泊已经矗立起了一座高塔和其它分散开来的设施，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离爆炸不远了。
大约1964年8月下旬，中央情报局在一份秘密情报分析中向白宫报告说：根据新拍摄的太空照片，现在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中国西部一个可疑的设施，是一个能够在两个月内投入使用的核试验基地。
9月15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等人在午餐会上研究了联合苏联，阻止或打击中国核计划的方案。五角大楼设想了四种打击中国核设施的方式：一、由美国进行空中打击；二、由国民党派战机空袭；三、在中国内部雇用特工进行破坏；四、空投国民党的行动小组进行攻击。
美国总统肯尼迪决定，原则上，不管用什么手段，必须阻止中国成为一个核国家。中央情报局认为，在中国核武器的现阶段，摧毁他们的核工厂并且使人看来像是他们发生了一次原子事故一样，这在技术上是可能的。只用高能炸药而不用核武器，就可以完成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
前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索普斯后来说：“美国情报机构已经确切地知道中国两个主要原子工厂的地点，这种工厂是非常经不起袭击的，连一枚高爆炸弹都经不起。因此要使中国在核方面‘绝育’，在技术上是一个容易的问题，只要几声相当小的爆炸声就可以成功。政治战略问题则是一个困难问题。”
那段时间，关于中国原子弹的各种猜测在国际上广为流传。美国主要媒体公开宣称要对中国进行“核绝育手术”，彻底摧毁中国的一切核设施。因此，选择核爆炸试验的时机，便成为中央专委会特别关注的问题。
1964年9月16、17日，中央专委连续两天开会，研究核试验问题。中央专委成员全部到会。
根据预演和准备的情况，张爱萍代表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向中央专委提出早试和晚试两个方案，早试，即定于10月1日到11月上旬，进行试验；晚试，则要推迟到1965年开春以后。
会上，罗瑞卿提供了一个情况：据公安部报告，9月12日美国《商业周刊》讲，要搞我核基地。他说：“我们分析，这是他们的一贯作法，先试探一下，看我们的反应。”
周恩来讲道：最近一段时间，对我动手的迹象、说法很多，他们对我们的情况大体是掌握的，动手的说法不是空穴来风，不论是真是假，我们都得做好充分准备。我们如果现在进行核试验，美国可能来轰炸，但不管它怎样轰炸，我们都得试验。赫鲁晓夫说我们搞不出来，美国人也说我们不行，我们终于搞出来了，我们搞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打破核垄断。假如我们不做试验，那么，他们就会讲我们不行，我们怕，所以我们必须搞试验。即使遭到帝国主义的破坏，也在所不惜。至于试验的具体时间嘛，还要仔细研究。
会上出现两种意见，一是早响，早响安排在10月份炸响。另一种意见是晚响，先抓紧‘三线’建设，择机再试。
周恩来说：“如果考虑到三线建设好，那要推迟到1970年左右炸响。”
罗瑞卿说：“今年试也好，明年试也好，后年试也好，都是一样的，你无非是引起一番骚动而已。我认为，现在就应该试，真要等到七o年，我们这些人就退休了。”
贺龙说：“我同意早试。”
聂荣臻说：“我也认为应该早响。”
最后，周恩来总结道：“这个问题等我向主席和少奇主席汇报后再定。”
会上，针对早响和晚响这两套方案，试验的成功与失败，美国动手与不动手，都进行了安排和部署，军事、政治、外交等方面，都作了预案。
几天后，周恩来来到中南海毛泽东住处，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思索良久，说道：“你们想得很细，有道理呀。帝国主义不希望我们搞成原子弹，修正主义也不希望我们搞响。他们怕嘛！以后中国就更不好欺负了……要我看，原子弹是用来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嘛！”
毛泽东的话，为第一次核试验定了调子。
1964年9月23日下午4点40分，周恩来在三座门军委办公厅会议室，召集、贺龙、陈毅、张爱萍、刘杰、刘西尧等人开了一个极秘密的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刘少奇的决定，那就是：早响。
会议开始时，周恩来要求，谁也不能往笔记本上记。时任总参作战部参谋兼第一次核试验办公室主任的李旭阁，随张爱萍参加会议，经周恩来批准，李旭阁作了详细的会议纪录。也就是说，只有李旭阁一个人，做了纪录。
时隔几十年后，这个会议的某些情况才逐渐解密。
会上，主要是周恩来在讲。周恩来神态十分严肃，他说：今天会议，你们不要作任何纪录。（指一下桌上的电话机）电话也掐断了。既然决定早试，那就按10月份早试的方案进行。张爱萍、刘西尧赶赴试验现场组织指挥；刘杰留北京主持二机部、国防科委组成的联合办公室，负责北京与试验场的联络，并负责组织几个核工厂的关键技术资料、仪器设备的安全转移，防止敌人轰炸把我们的家底都毁了；陈毅组织外交部做好对外宣传工作的准备。如果敌人袭击，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专家、核研制基地、重要的核工厂，一些重要的东西要转移保存下一部分。注意，这次不是破釜沉舟，一锤子买卖，我们得做长远打算。保密问题，尤为重要。要绝对保密。我这次得小病，传得很广。天晓得，多一个人知道，就当新闻。上梁不正下梁歪，你不注意，你下面的人就乱来。这方面我历来注意，是在白区搞地下斗争养成的。我保密柜的钥匙都是我亲自保管。给毛主席的信，信皮都是我亲自写，不要人代，已成习惯了。希望你们对家里人也不说，不要一高兴就说出去。对谁都不能讲。我老伴是老党员、中央委员，这事与她的工作无关，我保证不对她讲。
众人均是神情严峻地听着，一言不发。
关于这一点，邓颖超在纪念周恩来90诞辰时回忆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他（指周恩来）也向我保密，事先我一点也不知情。
讲到这里，周恩来对陈毅说：“你见外宾时，可不能讲啊。”
陈毅操着浓浓的四川口音说：“我不讲哇。”
周恩来总结说：“总之，整个过程要保装、保运、保响、保测。一次试验，全面收获。”
会议开到一大半时，张爱萍看看表，站起来说：“总理，我要赶去参加一个外事活动。”
周恩来愣一下：“告诉外交部，今天之后，你和刘西尧就不要参加外事活动了。”
张爱萍点点头，往外走，周恩来又把他喊下了，说：“你翻翻口袋，看有没有记东西的纸。有就掏出来。”
张爱萍当着众人的面，把几个口袋翻一下。除了一只手帕，一副眼镜，什么也没有。
周恩来这才说：“可以走了。”
总理让一个上将掏口袋，检查是不是有可能泄密，现在我们可能都难以想象，但这件事情的确发生过。
周恩来还提出，假设我们试验的时候，原子弹没有响，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这都要有预案。
为防止敌人万一进行空袭破坏，会上，周恩来请贺龙和聂荣臻转告杨成武代总长，由总参和空军研究，作出严密的防空部署。聂荣臻那几天犯了心脏病，没参加这个会，张爱萍、刘西尧25日专门到聂荣臻那儿汇报了一次这个会议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