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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像是到了明末清初的翻译高潮中，我国译者以徐光启、李之藻、杨迁筠、王徵、以及冯应京、李天经、瞿式耜等人，前三人被耶酥会人士称为“中国圣教三柱石”。徐光启自是不必多说，很多人都耳熟能详，是明末的一位大人物，字子先，号玄扈，死后谥文定，上海吴淞人，是著名的科学家，对天文、地理、农业、军事都有研究，他的《农政全书》被认为明末发挥决定作用的著作。
而且他还受利玛窦影响，加入了天主教会。
也正是在明朝末年的复杂政治形势下，筑就了充满忧患意识的徐光启的独特科学视野，走上了一条科技强国的道路。
像是在1600年春，他在南京与利玛窦相晤，认为利氏是“海内博务通达君子”。
为了科学兴国，振兴大明，他选择了与利氏等传教士合作，向他们学习科学知识，翻译他们携来的科学书籍，“以裨益民用”。
而他所翻译的作品中，最有名的当数他与利氏合作的德国数学家克拉维斯编诠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六卷，真的算是为我国的数学宝库添一明珠。
他还著有《几何原本杂议》，主持并参译《崇祯历书》，与西人合译《大测》、《测量法义》等数学作品，以及天文学、军事等各个领域的多种著作。
此外不至于此，除了科技方面，他还译过许多西方哲学作品。
例如1624年他曾参与〈灵言蠡勺〉的翻译。
史学家陈垣认为该书“博辩奥衍，玄妙新奇”，“说理最精，亦最难译”。
徐光启从事科学翻译的目的就是想在当时开展一个以科学化为内容的学术运动，来推进我国的科学发展，所以他的翻译都强调“实用”。
因此陈福康将他的翻译思想总结为两大特点:一是求知，求真理，“裨益当世”;二是抓重点，抓“急需”，并能从哲学方法论角度着眼。
他在《几何原本杂议》中反复强调“此书为用之广，在此时尤所急需”。
在科学研究中，他首先重视西方数学的严密，理论和逻辑体系，他认为“科学发展的最主要的环节—“度数之学”的功用和地位。
他说，科学家掌握了“度数之学”，犹如工的掌握斧斤寻尺“，就能够“明理辩义，立法著数”，迈进科学的大门，从而“渐次推广，更有千百有用之学出焉”。
所以他的翻译立足于度数之学，渐而至天文、地理、军事等等十个“旁通”。
而徐的翻译思想精华还在于他对翻译功能的深刻认识。
像是在崇祯四年正月的时候，他在奏呈《历节总目表》中指出:翻译西书宜分轻重缓急，循序渐进。
在此呈奏中，他还讲到:“臣等愚心以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
可见翻译不仅仅是沟通文化间有互的语言之媒，而且从政法意义上讲能够传授科学思想和致胜法宝，有助于弱小民族的强盛。
是以包括到了后面晚清时期的知识分子都依然强调西书翻译，“师夷长技以制度”，将翻译与富国强民的大事业联系起来。
至于李之藻的话，也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物，字我存，又字振之，号凉庵，仁和(今浙江杭州人)。
他同样是明代的天文学家，而且同样与利玛窦交情匪浅，在利玛窦留居北京期间，李之藻曾与其交往密切，共同钻研西方数学、天文学、地理学、以及哲学，逻辑学等。
他与利氏等人合译《浑盖通宪图说》、《同文算指》、《圜容较义》、《乾坤体义》、《寰有诠》、《名理探》等，并且和徐光启一样，受利氏规劝，受洗礼加入了天主教会。
并且需要说明，李之藻译书选择仔细斟酌，不落俗套，选外国独有，以利“吏治民生”。
他曾和利氏合作翻译《同文算指》一书，内容是西方初等数学知识，徐光启为该书作序中说:“此书所述”大率与旧术同者，旧所弗及也;与旧术异者，则旧所未之有也。
到了1613年，他在该书序言中说，他翻译此书不仅是“遐方文献，何嫌并蓄兼收，以昭九译同之之盛”。
更是“喜其便与日用”，为了“吏制民生，阴受其蔽”。
可见，李之藻同样是位有远见卓识视野开阔的科学家，对于翻译的社会功能，他早有深悟。
特别是1629年由徐光启领头编译西洋历法著作，修订明朝《大统历》，李之藻也是主要参与者之一，为这本历法的编撰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包括1613年他曾上《清泽西洋历法等书疏》指出庞迪峨、龙华民、熊三拔、阳玛诺等传教士“俱以颖异之资，洞知历算之学，携有彼国书籍极多，久渐声教，晓习华音。
在京仕绅与讲论，其言天文历数，有我中国昔贤谈所未及者，凡十四事”。“盖缘彼国不以天文历学为禁，五千年来，通国之俊曹，聚而讲究之。窥测既核，研究亦审，与吾中国数百年来始得一人，无师无友，自悟自是非曲直，此岂可以疏密较者哉～??”
因此，他强烈呼吁崇祯帝修改历法:“当此历法差谬，正宜备译广参，以求至当。即使远在海外，尚当旁求博访;矢引其献琛求宾，近集肈毅之下，而可坐失机会，使日后抱遗书之叹哉～”
除此之外，他还指出，除天文历学之书外，西方的水法、算法、测量、仪象、日轨、万国图志、地理、医理、几何原本等等科学书籍都值得翻译，他曾说:“上述诸书，多非吾中国书传所有。想在彼国，亦有圣作明述，别自成家。总皆有资实学，有裨世用。”
特别是李之藻还认为翻译能开视界，明万物，像是他晚年与傅汎际合译的《名理探》是我国第一部西方逻辑学译著。
其说理之深奥，辞文之妙，“往往会读者忘其为译”。
徐宗泽评说“译笔非常简净，有信达雅三长”。
由此可见，他对翻译的严肃态度以及翻译醒神明智的深刻见解。
还有1607年李氏在“万历疆国叶洽之岁”为利玛窦重刻《天主实义》写的序中说:“信哉，东海西海，心同理同;所不同者，特言语文字之际。而是编者出，则同文雅化，又已成为之前茅。用以鼓吹休明，赞教历俗，不为偶然，亦岂徒然”。
由此可见，语言是交流的媒介，相通的情感和心理是人类交流的共同基础。
李氏对语言与文化，心理之间关系的阐释早已超出了那个时代人们的视野，“四海同心，心同此理”。
二三百年后贺麟的言词与此多么相似。
而杨廷筠的话，字仲坚，号淇园，同样是明末重要的翻译家之一，对科技翻译兴国特别是翻译利玛窦等传教士所携新节有强烈愿望。
而且他为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学知识，还弃佛依耶，曾与利氏等传教士有深交。
所以1623年华夏曾为艾儒路撰述《西学凡》作序(欧洲大学所学六科，即文、理、医、法、教、道的教学大纲)，有感于西方科学注重实证，分科细致，认为有必要培养翻译方面的专业人才，渐次翻译西书。
此外还有王徵，字葵心，又字良甫，号了一道人，支叟，陕西泾阳县人，从小喜读后书，潜心机械制造。
他曾与西方传教士邓玉函、庞迪峨、汤若迪、龙华民等人交流，交流学术，与徐、李、杨等同为接受西学的主要儒士。
而且他早年学习拉丁文，曾用西方语言学知识研究汉语音韵，帮且金尼阁修订文字音韵学专著《西儒耳目资》为我国语言学发展做出贡献，机械制造业方面除了编译《奇器图说》还编译了《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崇一堂日记随笔》等;撰写《西儒缥湘要图》诸书。
他的《奇器图说》是一部关于物理学、力学的基本原理及其应用方法。
对当时的物理学和机械制造学的翻译做出重要贡献。
同样的，王徵坚持语言能力的世界性，翻译是沟通文化的桥梁，因此1626年看王氏为《西儒耳目资》一书中写到:??夫天下，一家也。一家之中，华梵儒儒，如鼻语角听之不同类，将家必为俯，??自天下目示之，犹然家之人耳。家之人而微文字不相通也～”
并且他还强调学习外语之必要性，然则人自不欲晓耳，宁患不易晓哉。
王氏翻译“关切民生日月”，“国家工作之所急需”，1627他在绘《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中说:“先生(按:邓玉涵)为宗指陈、余习之数日，颇亦晓其梗概。于是取诸诸器。图说全帙，分类而口授焉。余则信笔疾书，不次不文，总期简明易晓，以便人人览阅。然图中之说，巧器颇多，第或不甚关心民生日用，??又或非国家工作之所急需，则不录，特录其最切要者。??”
除此之外，最关键的一点是，他还在该序中挑战儒家传统对科学的偏见。
“学问不问精粗，总期有济于世;人亦不问中西，总期不违于天。兹所录者，虽居“技艺末务”，而实有益于民生日用，国家兴作甚急也～?”
与此同时，他还将西方语言、科技、哲理三类书籍，分称为:“资耳目”、“资手足”、“资心”之心，认为各科之书都需认真翻译，不可偏度，这对于后面清代的翻译之选材是有比较重大的借鉴意义的。
并且魏象乾的翻译理论专著《潘清说》虽然不像徐光启、李之藻、王徵的专著如通此之具有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但就翻译理论而言，陈福康称之为“我国最早的内部出版的翻译研究单篇论著。
原说是乾隆五年(1740年)内府刻本，共六页。1932年秋为刘半农发现并收藏，现珍藏于北京清华大学图书馆。全文共1600多字，言简意赅，有不少关于翻译的深刻见解。
论翻译之道，窃惟翻译之道，至显而寓至微，至约而寓至博，信乎千变万化，神妙莫测也。
惟其变化无穷，遂有出入失正之弊，学者不可不牢焉。
论“正”:(儒家的“正”可指身正、心正、德正。“正”之文与君子的“不偏不倚”、“文质彬彬”、“厥中”之质相联系。)
夫所谓“正“者，了其意，完其辞，顺其气，传其神，不增不减，不颠不倒，不恃取意，而清文精练，适当其可”。
魏氏的理想翻译标准:最妥极当，不出不入，适得汉文之奥旨，靖文之精蕴者。气势畅沛，??字句安妥;体认精禅;??或则含义，或则传禅，不支不蔓，??或则实字，或则虚文，不宽不泛??
第三时期清朝中晚期(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前)的翻译活动明末清初外国传教士的到来;为中国带来了精神鸦片，天主教外国商人在与中国政府的贸易中带来了物质鸦片，随他们而来的是外国的洋枪洋炮和精锐军队。
到了清朝中期，雍正皇帝摄于日益壮大的中国天主教队伍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播，从此中国开始进入闭关自单时代。
但是由于统治阶级专权弄术，昏庸无能，迂腐愚昧的满清官吏们不思进取，致使明清科学家们揭开的科技救国萌芽夭折。
因此在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英国军队用炮舰敲开中国的大门，清政府无力抵抗，才被迫签订表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从此之后，西方各帝国主义不断对我国发起挑衅，而清政府无力抵抗则是节节败退，被迫签订了一系列割地赔款协议，中国一步步变成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封建社会。
也正是因为战争的失败，政治上的沦落才惊醒了满清知识分子所谓的“天朝大国”之梦，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一些有识之志自觉行动，迅速改变研究策略，大力提倡“实学”，“经之学，不在寻常摘句要为其有用”。
像是清道光年间逐渐出现了以“经世致用”为已任的改良派。他们主动介绍西方国家的情况，向异域求取新声，大力提倡翻译外国的科技书籍，从军事和科学上革新中国现状，形成了明末之后又一次科技翻译高潮。
而梁启超的话，则将清朝思想学术进化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附段是首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想学到外国的船坚炮利;第二阶段开始从制度上感觉不足，发动了“变法维新”运动;第三期进一步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体悟到不可能以旧心理运动新制度，要求全人格的觉醒。
不至于此，梁还说，第一期最可纪念的，是制造局里头译出几部科学书，而第二期“最有价值的出品，要推严复翻译的几部书，算是把十几世纪主要思潮的一部分介绍进来”(同前)。
伴随着西学东渐潮势的加强，对西学内容的引进也逐渐由科学进化到人文科学，进而到文学，从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到严复译《天演论》、《法意》、《群肆已界》等，林纾译《巴黎茶花女遗事》等，马君武、苏曼殊等译拜伦，晚清翻译的作品逐渐由对“器”、“末”、“技”的层次上升到法律、思想、哲学、经济、文艺等对“道”、“本”、“艺”的探寻。
从翻译题材体裁到文艺思潮的变化可以将清代的翻译分为三个阶段:科技翻译(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思想哲学翻译(戊戌变法前后，文学翻译(五四运动)。
李伟将更是《中国近代翻译史》分为五个章节:近代翻译的发轫(鸦片战争时期的翻译);实用科学书籍的译介(洋务运动时期的翻译);译书为维新(戊戌维新时期的翻译);西学输入的大潮(辛亥革命时期的翻译);民主与科学(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翻译)本章节主要锁定翻译家和他们的翻译理论，从科学、思想、文学翻译的进化的三个层次来归纳这个时期的翻译史。
首先是蕴酿阶段:这个时期的主要代表有林则徐、魏源、徐继、梁廷枏。马祖毅将林则徐称为“组织翻译活动的先驱”。
林则徐的话，自是不必多说，可以说是所有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人物了，字无抚，字步穆，晚号竣村老人，福建候官人。
而且他也是清朝改良派的代表人物，又被范文澜称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从13岁(1798年)“郡诚冠军”起到54岁(1838年)以钦差大臣临广东查办海口事物为止，40年仕途是一帆风顺的，但他不同于当时的地主阶级，关心国事和民间疾苦，在帝国主义面前敢于挺身而出，焚烧鸦片振我中华雄威，打击嚣张的英帝国主义侵略气焰，被视为当时的爱国主义英雄。
比如他主张清政府向西方学习，在广州禁烟期间主张翻译西书，组织翻译英文报纸，了解敌情“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
设立译馆，编译过《四洲志》、《华事夷言》等书，最早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魏源《道光洋艘征扶记》)。对中国近代翻译理论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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