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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宗李治，太宗第九子，母亲长孙皇后，与废太子李承乾乃一母同胞，始封晋王。贞观七年，遥领并州都督。唐太宗在位期间，久久陷于废立太子的烦恼之中。当时，是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之间为了太子之位，各树朋党，相互倾轧，而不是《贞观长歌》中所演义的承乾和吴王李恪之间的权力斗争。最终，废掉长子承乾、贬黜四子魏王泰，在外戚、元老重臣长孙无忌“固欲立晋王”的情势下，太宗立了连自己都认为“懦，恐不能守社稷”的九子李治为皇太子。接着，他又为这个未来的朝廷作了精心的安排，形成以“元舅”长孙无忌为主要支柱的最高决策核心。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五月，太宗临终前将后事托付给长孙无忌、褚遂良，以为只要这两个人“尽诚辅佐”，便可以“永保宗社”。同年六月，皇太子李治即帝位，是为高宗。
然而，太宗、长孙无忌费尽心机的种种安排，却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历史没有按照他们的主观愿望发展，相反，演变出他们所始料不及的结果，因为，他们认为懦弱的高宗其实并不懦弱。
高宗即位后，改元永徽，共6年，即公元650—655年。在永徽年间，由于高宗登基未久，所以长孙无忌便“以元舅辅政，凡有所言，上（高宗）无不嘉纳。”太宗贞观年间的政策，大体沿袭下来。
高宗即位后，能够体恤百姓疾苦，虚心纳谏，勤于政事。在太宗《帝范》的训导下，在元老重臣们的辅佐下，高宗大抵因循着太宗后期的遗训：“汝无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贵，竭力为善，则国家仅安。”因而，司马光概括道：“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遗风。”
永徽年间，朝政基本上由国舅长孙无忌把持。太宗晚年，健在的开国元勋已经不多。长孙无忌的双重身份使其威权日隆，大有左右朝政之势，以至太宗在决定立太子问题上都得遵从他的意愿。为巩固既得权益，扶植一个懦弱而便于控制的外甥当皇帝，当然会更有利于自己操纵权柄，这就是长孙无忌“固欲立晋王”的真实意图。太宗虽然看出李治的懦弱性格，对他并不很放心，因此特意为其留下一部《帝范》。然而，书中却“无一言及此以警策之”。结果，仅仅永徽的6年间，长孙无忌“以元舅辅政”，便露出种种“弄权”的迹象，甚至不惜制造冤案。
永徽四年(653)，房遗爱、荆王李元景及吴王李恪等谋反。事发，遗爱被杀，元景、恪及高阳公主等均赐死。而吴王李恪之死，其实就是长孙无忌制造的一起冤案。
高宗与长孙无忌等元老派的矛盾在废立皇后问题上尤为突出。结果，一向被认为懦弱的高宗却不再向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元老派退让妥协，坚决废掉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并且将长孙无忌、褚遂良等贬黜出京城。最后，褚遂良病死于爱州（今越南清化）刺史任上，长孙无忌被迫自杀。在这件事情上，高宗可能由于被压抑的太久了，因而产生了逆反心理，所以才会对以自己亲舅舅为首的元老派毫不留情地一网打尽。
高宗尽夺元老派之权后，在对外战争方面也显得很有作为。高宗时期东灭高丽和百济,西败西突厥。
永徽六年，高丽与百济联军攻新罗，新罗遣使乞援于唐，高宗遂先后派兵出击高丽和百济。至龙朔三年(663)，唐大将刘仁轨大败援助百济的倭**于白江口，破百济，其国王奔高丽。高宗平定高丽、百济之后，尽收其地，设安东都护府于平壤。
永徽六年，唐遣程知节（就是大名鼎鼎的程咬金）西击沙钵罗可汗，从此连年用兵西域。程咬金因为“师次怛笃城，胡人数千出降，知节屠其城去，贺鲁因远遁。”“左屯卫大将军程知节坐讨贺鲁逗留，追贼不及，减死免官。”至显庆二年(657)，唐大将苏定方等大破西突厥，沙钵罗奔石国(今前苏联乌兹别克塔什干一带)，被擒。西突厥亡。高宗以其地分置崑陵、濛池二都护府。次年，徙安西部护府于龟兹(今新疆库车)。
击败西突厥后，高宗又与西南崛起的吐蕃为争夺西域进行了几十年的战争，至武则天时期才基本巩固了唐朝在西域的势力。有唐一代的版图，以高宗时为最大。
可见，唐高宗并不是一个懦弱无能之人，其在位时期的文治武功在唐代诸帝之中都是极其显赫的，不亚于其父太宗。只是由于高宗自幼体弱多病，所以才使得在他死后政权逐渐落入武则天手中。高宗生前并非不知到武则天的权力欲野心，但是可能是因为他确实很爱武氏，所以不忍心废掉武氏的皇后之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