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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斌明明知道刘勇的推理存在问题，但他依然坚持按这个方向调查，如果刘勇的推理有错，自然会在进一步的调查中显现出来。请大家搜索看最全！的小说这样总比语言反驳警队中那些“热血分子”更有说服力。谁料到世上真有这种巧合。
碰巧高大龙当晚的所谓“行李箱”是一个又大又扎实的麻布口袋，碰巧他随身系的皮带宽度与死者脖子上的勒痕‘吻’合，碰巧凌晨走路回家无人证明他之后的行踪，而这一切“碰巧”，又与警方推理出的作案手法及作案条件相符合，这让刑警队专案组站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走错一步，不仅破不了案，反而造成一桩冤案。
“高大龙这种对社会毫无贡献的败类，冤枉就冤枉了吧，省的祸害社会及他人！”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论至今在警队内部流传。
赵树斌不禁回首往事。
中国九十年代各地的一系列冤案，被冤枉的嫌疑人大多数都是些要么有案底，要么是无业游民，要么是社会最底层的弱势或者另类群体。
“这种人冤枉了就冤枉了吧！”
这样的内心真实写照仅仅存在于司法界吗？不，因为大多数百姓也都抱有这样的非理‘性’心态，所以法制监管的公平‘性’才会出现问题。人们嫉恶如仇的时候，容易失去理智和公允，这个时候只有健全的制度始终保持理‘性’和公平。
人心里的透明密室，其实是人‘性’的‘阴’暗面造成的盲点所致，一层透明的隔膜，却‘蒙’蔽了人们看到法治文明本质的视线。
赵树斌随后针对刘勇的推理，提出了几点质疑，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洗清高大龙的嫌疑，却也能形成有利于疑犯的疑点，当然，大陆并没有“所有疑点的利益归被告所有”一说。
第一，疑犯在厕所用变声器“嗯”了一声，让牧师当作是受害者。变声器一说感觉现实‘性’弱，反观戏剧‘性’太强，有待考究。
第二，凶手在厕所里如何就能知道牧师已经离开？列车上轰鸣声很大，只能凭借直觉，那么留给凶手的时间要求很‘精’巧，他如何能做到打开厕所‘门’的时候，恰恰是牧师走到八号车厢末端的时候？
就算冒然赌一把，万一打开厕所‘门’，牧师没有走开怎么办？整个计划就会全部泡汤，这样太冒险，而他似乎没有任何控制风险的举措，这与转移现场等‘精’巧的部署前后矛盾。
这种情况下，当时厕所里的人是‘女’人的可能‘性’更高。如果‘女’人是凶手，她开‘门’后即便被发现，也没人会怀疑到她什么，大可说一声在厕所里听错了，以为是问有没有人，所以嗯了一声。
第三，我国列车实行实名制购票，凶手如果是八号车厢的高大龙，他岂不是一开始就把自己彻底暴‘露’，警方事后很容易就能查到他，幕后黑手难道没考虑到这点？
第四，为了转移现场，疑犯往返于八号车厢之间，他怎么能保证那个时间点上所有人都熟睡，万一有人发现他离开了铺位，或者说有人目睹受害人没有朝七号车厢走去，两者的风险都极高，而高大龙似乎没有任何控制这种风险的措施，从‘精’心设计杀人手法来看，前后矛盾。
第五，高大龙的存在，以及他的麻袋和皮带都应该是个巧合，这些参考‘性’物证并非唯一‘性’，如果高大龙没有前科，是否会先入为主怀疑他？凌晨四点半没人证实他之后的行踪，也在情理之中。
第六，成都连环凶案的主谋选择与远在广西的一名‘混’‘混’合作，可能‘性’有多大？要知道幕后黑手先前控制的人或者说收买的人，要么是与徐家有关联的人，要么是训练有素的特警，要么是有军方背景的杀手。
赵树斌的报告成为了一道“障碍”，挡在了那些想急于破案的人的面前。
冷静下来的刘勇也认为先前的推理细节经不起推敲，但反过来想，如果凶手不在八号车厢，那么七、八号车厢就成为了一个“密室”，徐天灵也好，凶手也好，他们如何在瞬间消失的呢？
“透明密室”暂时困住了刑警队。
“暂且不说列车上的犯罪手法，先说说凶手为何要把受害者尸体捆绑到十字架上，这方面你有什么想法？”赵树斌问章友光。
他二人一直都看到一个透明密室，一直想拆掉它，但百思不得其解，却又坚信密室的存在。列车上的密室一旦成立，已经足够干扰警方，尸体又何须接着就出现在教堂？
“主任，这个问题我刚一直在想，按理说越晚发现尸体，对凶手更为有利，我这回实在想不明白。”
“人离奇失踪，而后死在教堂的十字架上，这两件事有什么必要的关联点吗？”
“难道凶手心理上有问题？”
“不排除这个可能‘性’。”赵树斌神‘色’有些忧郁，“如果是徐家的仇人，用残酷手段来打击徐万豪本人倒是有这个可能，但我总觉得不应该这么简单！从犯罪手段上来讲，完全可以更残忍，所以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残酷复仇。”
幕后黑手跟徐家究竟有什么仇怨，这点也让警方感到困‘惑’。
“会不会跟教会的某种神学或者暗示有关？”
“你是说……”赵树斌点了点头，“从死状来看，倒是有些像耶稣受难的传说，凶手莫非有某种深层次的寓意？”
随后，刑警从教堂牧师口中得知，十字架在古时候的西方某些国家，曾一度用来惩罚那些犯了罪过的信徒，这种残酷的刑罚被称作“上帝之怒”。
“这么说，幕后黑手故意制造繁琐复杂的犯罪手法来‘迷’‘惑’我们？”章友光反问道，然后接着说，“好像没这个必要，事到如今，无论案子是不是幕后黑手所为，我们也一定会怀疑跟那家伙有关。”
赵树斌看着办公桌上的两本推理小说，一本是埃勒里·奎因的《希腊棺材之谜》，一本是东野圭吾的《恶意》。那是他买给刑华宇的生日礼物——目前这个苦命的孩子与出院后的母亲继续坚强地活着。
“如果用推理小说来打比喻的话，以往的命案更像注重犯罪动机的社会派，而此案更像是注重犯罪诡计的本格派，从这个角度来看，凶手的犯罪手法仅仅是满足犯罪时所需，目的就是为了制造成不可能犯罪的假象，从而赢得与警方周旋的时间，然而，仅仅是列车上那一幕‘透明密室’已经足够把警方困住一段时间了，教堂这一幕似乎完全没有出现的必要。”
尸体越晚被发现，对警方的调查来说难度越大。
赵树斌和章友光双双陷入了沉思。“上帝之怒”真的是多此一举吗？还是另有所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