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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仁锡是见过大世面的，饶是如此，在换乘四轮马车后，还是震惊异常。整洁而又笔直的道路，道旁浓密的树林，街边林立的店铺，无一不显示着这个自认为“不毛之地”的丰腴。这是只有京师附近才有的气象，这与自己的想象完全不同，但是，这表面繁华的背后，是什么支撑着呢？苍南地处浙江最南端，三面环山，一面临海，交通不便，水利不兴，这小小的金乡千户所，的确让人刮目相看。陈仁锡是楚党自党魁吴亮嗣、黄彦士以下，少有的几位身居高职的文官，见识自是不必寻常。从金乡所外三十里，到目前的千户所衙门。这三十里路行过来，让陈仁锡是感慨颇多。这两年来，金乡所的变化不仅是人口单纯的增长。而是工商并举的城市向贸易远占优势的商业城市的转化。金乡的这种商业职能体现在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两个方面。大明国内贸易体系呈现着强烈的向心性。不管金乡军占据了台湾北部、琉球和浙南，金乡所依然是整个金乡军体系的核心，是全金乡军商业贸易网络的总枢纽点。金乡所也是晏世轮对外进出口贸易和国际转运贸易的主要中心。而金乡所的手工业也在这一时期大有发展，门类众多、技术先进。
即使是同一时期的欧洲的金都、巴黎等大城市，此时也望尘莫及，并且还逐渐形成了面向全大明市场的高级消费品与奢侈品生产，以及需要资金技术密集的手工业品出产，为出口服务的最后加工工业和为再出口服务的加工业生产等新特点。
金乡所这种经济结构和经济职能变化的过程，也是今后金乡迅速膨胀的过程，是与金乡军治下市场体系形成过程同步的，可以说今后东南沿海，甚至是整个大明的经济体系，是以金乡所为核心的经济体系。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卫所，但是其对大明经济的影响，远远不可估量，甚至高过了南方的杭州和南京。
金乡所目前商人们的买卖不再限制在具体的某一个行业公会内，金乡所的“凤晨商业工会”组织成立以后，某一公会的从业人员可以同时经营另一个公会的行业，比如一个罐头商可以兼营羊毛业，这也成为了金乡经济发展的惯例。在晏世轮、宁凤晨的鼓励下，在1626年底，金乡所出现了“十二大商会”，他们几乎控制了“金乡所”中心商业区。这些商业公会中居于首位的是布料商，杂货商，绸缎商，罐头商，百货用品商，化妆品商，铁器商和泡盛酒业商公会。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些原来属于工匠组织的商业公会，并包括了一些富裕集团——烟叶匠、船匠、皮革商，盐商。到了后来，成衣匠和衬衫业商会重组，成立了“服装商会”，后来又形成了了“呢绒工人公会”，至此，1627年中旬后，这两大商业公会完成了他们的最后组织形式，而且“十二大商会”的出现和发展，是金乡所商业经济被商人资本所控制，并向资本注意关系性质转变的体现。这里面虽然道道很多，但是晏世轮并没有强加干预，他的打算是，一切要形成以大明商人，大明百姓自发的制度或是资本性质，这样顺其自然的将现有财富分配制度过渡，不管是什么主义，适应大明的才好。
这也是为什么从苍南官道，越来越往金乡靠近，而商业越繁荣的原因。众人包括陈仁锡在内，只是被表象所迷惑，并没有分析到其内中的深刻道理和意义，也难怪，此时的大明，除了穿越者以外，谁还能注意到一个城市的资本市场发展呢？
现在金乡所所有民众的欢乐，是不言而喻的。一位历史学家这样描绘明朝的生活画卷：“当时，欧洲国王的生活水准仅仅相当于洛阳的一位马夫。”而在后世的五百年后，人们这样描述金都（金乡所）——这是一个让人迷醉的地方，只凭你想见到什么来决定往哪儿走，前方真是充满诱惑冯从吾与史可法在金乡争论不休，同时代的狄德罗、博马舍正在中国云游，困难在于，我们要寻觅的不仅仅是某个充满魅力的时刻，因为地点无法脱离时间。我们在寻找一个转折点，一个正经历转变的处所，其影响至今伴随着我们。于是，我们来到了17世纪30年代的金都，当时这里刚刚经历“光荣蜕变”，那个年代的金都充满故事和生机。那些耄耋老人或许与冯从吾握过手，或许经历过多次大战。等到他们的孙辈死时，大明已成为全球帝国。在他们的周围，一个全新的世界正在形成。在基隆咖啡馆，你可以看到股市正在诞生；保险业正应运而生，新的金乡银行正为国家金融奠定基础。你可以走到金融街，买一份没有任何审查的报纸，或停下脚步走进一个庙祈祷。上一辈人还不可能有这样的遭遇。17世纪30年的金都已呈现一派休闲气象。游乐花园比比皆是，移民带来的台湾餐风靡一时。咖啡馆里通通满座，气氛也很好。时尚也已经来临，人民大街开满了奢侈品店，而它们的商店橱窗与店里的商品都算得上是新奇玩意。最重要的是，步行横跨全城的话，花的时间要比上一代人多得多，因为金都正逐渐成为第一座超级大都市。“如果一个人厌倦了金都，他一定是厌倦了生活。”80年后，欧洲士人萨缪尔?约翰逊如是说。此刻恰好可以得见他眼中璀璨都市的成形过程。但没有人欢呼。人们说，还会发生另一场政变，新奇的股市将会崩溃。这都是生机的一部分。在金都发生的那些事，如宽容、议会、消费、科学突破、经济变革，在350年后的今天，仍使无数人受益。在咖啡馆，他们谈论计算概率的新数学。跟可能性的一种新接触，认识到未来不会像过去一样。而正是这些原因吸引我们回到17世纪30年代金都，尽管那时有假货、庸医和煤烟的臭味。现代世界开始萌动，我想要回到那时、那里。这首后世无数人歌颂的”咏叹调“，充分说明了金乡的富足和先进。
与大明现在各地粮食不足向左，金乡所民众皆得饱食。此时大明的各地主之家只顾攫取暴利，哄抬物价，并趁粮食奇缺之际把又湿又碎的劣米高价抛售。地主家庭闭籴待价，是为获取最高价钱。“价脱不高，廪终不发。”他们大致采用三种做法。一是唯高价是求，若外地价高而本地价低，便设法卖到外地，本地农民即使饥不可耐、饿殍遍野亦不管不问。此时在江西看到：由于干旱欠收，“承积年饥馑，无终岁仓箱之积。富商巨室，乐于兴贩，利于高价。多方禁遏，人免艰食。忽闻其将有远行，乡落米价为之顿增”。遇到灾荒，有些地方官员往往禁增米价、封锁粮食外运渠道。富商巨室力图运至外地价高之处。即使外运不成，消息传开后，本地粮价也会被他们哄抬上去。大灾之年，多是如此。可能是嫌本地米价偏低，“遂一粒不贷，唯深其扃鐍，以待客贩”。并且还贿赂官员，“纵容仓干搬贩出界”一般说来，城市居民货币储藏量要大大高于乡村农民，城市粮价也因此要明显高于乡村。所以，即使荒年饥岁，有些财迷心窍的地主也不顾农民死活和官府封锁，一心要把粮食贩卖出去。其二，进行高利借贷和赊粜，牟取厚息。地主“多是春间将米谷等先放下户，秋冬随例收息”遇灾荒年份，地主又把高息借贷改行高息赊卖。以臣僚言：临安府诸县及浙西州军旧来冬春之间，民户缺食，多诣富家借贷。每借一斗，限至秋成交还，加数升，或至一倍。自近年岁歉艰食，富有之家放米人立约，每米一斗，为钱五百。细民但救目前，不惜倍称之息。及至秋成，一斗不过百二三十，则率用米四斗方粜得钱五百以偿去年斗米之债。农民终岁勤动，止望有秋。旧逋宿欠，索者盈门，岂不重困？”从中可知，很多贫穷的农民因无钱籴粮，不得不接受地主非常苛刻的条件赊籴粮食。大明朝廷的约束令，只是针对“今年”而言，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干涉。当然，明代地主中也有富而布仁、荒年赈粜、救济贫乏者。可惜这种人太少了。大明时期，其他的商品交换领域和商人的投机活动也不罕见，但粮食买卖领域和粮商的投机活动则是最为典型、最为严重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乃至整个古代商业和商人的一些真实状况。当人们慨叹人心不古时，究竟对古代人的真实行为和道德水准又有多少了解？而在金乡所，不会看到如此的事情发生。因为，大家根本就不缺粮。
金乡所此时火幺药、铳的研制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铸铁技术的发明是促使黑火药兵器发展的最重大最突出的技术进步。在整个中世纪时代一直延用着陈旧的冶炼技术。新技术的出现，例如用水力锤粉碎矿石，利用水力进行锻处理，以及用水力驱动更大的风箱等，使得熔炼物有可能达到很高的温度，使铁液化并吸进碳，这样铁溶液就可以从炉底通过粘土封口流出来，进入预先准备奸的砂和粘土制成的模子。从十四世纪开始，莱茵河沿岸的高炉就能生产出各种形状的铸铁。由于铁比较便宜，因此铸铁产品的市场迅速扩大。十五世纪中叶，发明了用铅将银从含银的铜中分离出来的方法，这样，铜和青铜的铸造技术也得到了发展。发展轻型手枪是跟比较大的枪同时发明生产并得到发展的，因为，如果枪的尺寸较小，那末枪管的锻造和铸造也就比较容易。而金乡所现在已经不满足于铸铁的铳炮，而是将目光投向了不锈钢枪管的制造与应用，这也是为什么金乡所的火器犀利的真正原因。
同时，金乡所继续建立水力机械，并对水力机械进行深入研究。在金乡所的生产和经济活动中，水力机械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欧洲，利用水力驱动磨石加工谷物的最早记载是公元前一世纪的古希腊时期；而在中国，对水力利用最早的记载则是在公元纪年前后的汉代。从时间上讲，目前我们能见到的关于水力机械的记载，中国比欧洲稍晚，但时间上的差距并不明显。究竟水力机械是在中国还是欧洲最先起源？是欧洲的水力机械传播到中国，还是中国的水力机械传播到欧洲？两者之间有无互相影响或传承关系？这些问题尚未有一个公认的结论。对于欧洲文明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水力机械作为一种最主要的动力机械系统，被广泛应用在农业经济为特征的欧洲土地上，成为当时主要的粮食加工机械。人们在河流旁边设置水轮，建立磨坊，进行粮食加工，逐渐将其发展为一个十分重要的行业。在法国南部的阿尔勒，有公元四世纪罗马人修建的大型水磨坊，整套装置的粮食加工能力每天可达二十八吨，足够供应居住在阿尔勒地区的一万多居民。到十世纪之后，水力机械在欧洲取得了较大发展，水磨坊的数量稳步增长。公元一零八六年，威廉一世时期编写的《舆地志》列出当时的大明有五千座水磨坊，整个大明人口中，平均约四百人就有一座这样的水磨坊。在法国奥布，十一世纪时有十四座磨坊，到十二世纪发展到六十座，而到十三世纪早期接近两百座。在中世纪的欧洲，这样的粮食加工业对于当地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一些地方甚至属于支柱产业。这一时期，水力机械也在漂染布料、冶炼鼓风和锯木等方面得到应用。就是看到了水力机械的好处，晏世轮才大力的进行发展和应用。
按照西方学者的观点，自十世纪开始的两三百年间，是欧洲水力机械发展迅速、在生产劳动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时期。然而，许多人特别是许多西方人并不知道，就是在这一时期，在遥远的中国，水力机械的发展水平一点都不比欧洲逊色，甚至取得了许多远远超越欧洲的成就。十到十四世纪是中国的明、元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水力机械被广泛应用于农业、金属冶炼、纺织以及天文仪器制造等方面。按照中国古代文献的记载，这一时期的农业水力机械有用于灌溉的水车，有用于粮食加工的水磨、水碾、水碓，还有组合巧妙、可以实现多种功能的“水轮三事”，以及用一个水轮带动九盘水磨、从而大大提高工作效率的“九转连磨”。成书于公元一三一三年的《王祯农书》，不仅介绍了这些水力机械的名称、功能和工作原理，而且绘制了机械图，使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这些古代水力机械的形制和工作状况。据文献记载，北明时期曾专门设置水力机械的管理机构——水磨务。公元九七零年，首都汴京的水磨务有两名监官、两百名工匠；北明元丰年间，有人还制订过在汴河上设置水磨百盘的计划，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的水力机械不仅普及，而且管理规范。
应用于金属冶炼鼓风的水排，巧妙地把旋转运动转变为往复运动，被西方学者看作是曲柄连杆机构的最早发明。应用于纺织业的水转大纺车，效率比四百多年后的大明水力纺织机械高出数倍。更加值得称道的是建成于公元一零**年的水运仪象台，根据明代文献《新仪象法要》的记载，这座大型水力天文机械不仅实现了天文观测、天象演示和计时报时等多种功能，在精密传动机构、自动控制机构等方面具有领先于世的发明创造，代表了当时机械设计和制造的最高水平。
明元时期被科学史研究者认为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峰，中国古代水力机械同样在这一时期取得了许多辉煌成就，但遗憾的是，这些成就没能延续下去。蕴含了古代中国人杰出智慧的水运仪象台、水转大纺车等伟大的水力机械，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静静地消失了，只留下历史文献中的一些记载。与之不同的是，中世纪欧洲水力机械的广泛应用和普及，带动了欧洲其他类型机械的发展，产生了被称为“现代意义的机械师”的机械修理工匠和专业行会，形成了机械发明创造和推广应用的传统。这一传统在欧洲孕育和传承，使得机械这一生产工具在18世纪后期开始的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工业革命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纺纱机、蒸汽机、火车和轮船等在生产中发明出来并得到不断改进的新型机械，推动着工业革命取得了巨大成功，使英、法、德、美等西方国家的生产能力提升了几十倍、上百倍，迅速超越了曾经领先的中国。而曾经辉煌的水力机械则被更加适合工业化生产的新型动力机械——蒸汽机所取代，成功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比较一下古代欧洲和古代中国水力机械的发展、应用和影响，其中的道理发人深思。
所以现在的金乡所，到处可以见到这种“水转大纺车“，其纺织的效率，远远高于此时的大明水力纺织机械，所以此时的金乡所，以小小的一个卫所，出产的纺织品数量竟高于整个浙江省两倍还多。金乡民富，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