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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京，”沃夫希姆先生悲伤地回忆道，“那里有过许多死去的面容。那里有过许多逝去的朋友。只要活着，我就不会忘记他们开枪打死罗西·罗森泰尔的那个晚上。当时我们六个人同桌吃饭，罗西整个晚上都在吃吃喝喝。天快亮时，那服务员走过来，很古怪地看了他一眼，然后说有人想请他到外面谈谈。‘没问题，’罗西说着就要站起来，我一把拉住他，让他坐回椅子里。“‘那帮混蛋要想跟你谈就到里面来，罗西，但你千万要听我的，别走出这个房间。’”
“那时是凌晨四点，如果我们走过去拉开窗帘，应该能看到天光。”
“他出去了吗？”我天真地问。
“他当然出去了，”沃夫希姆先生愤慨地看着我，鼻子涨得通红，“他走到门口，转过身说：‘别让服务员端走我的咖啡！’然后他走到外面的人行道上，他们朝他吃得饱饱的肚子开了三枪，开车跑掉了。”
我终于想起这件事来了，于是说：“其中有四个人后来被电刑处死。”
“五个，还有贝克尔。”他的鼻孔好奇地向我转过来，“听说你想找‘光系’做点生意？”
他这句话让我感到莫名其妙。盖茨比开口替我回答。
“不是啦，”他说，“他不是那个人。”
“不是啊？”沃夫希姆先生似乎很失望。
“这位只是我的朋友。那件事我们下回再谈。”
“真对不起，”沃夫希姆先生说，“我刚才认错人了。”
一道美味的菜被端上来，沃夫希姆先生也就忘记旧京饭店那些伤感的往事，开始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与此同时，他的眼睛非常缓慢地扫过整个餐厅——还不忘转过头去看坐在他正后面的人。我想要不是我在场，他可能连我们的桌子底下也要瞄两眼。
“喂，老兄，”盖茨比凑过来对我说，“我今天早上在车里让你有点生气吧？”
他又是满脸堆欢，但这次我可不买他的账。
“我不喜欢搞得很神秘的样子，”我回答说，“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直截了当跟我说你想要什么。为什么非得通过贝克小姐不可呢？”
“哎呀，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啦，”他宽慰我说，“贝克小姐是个伟大的运动员，这你也知道的，她不会做歪门邪道的事。”
他突然看看手表，猛地站起来，匆匆走出餐厅，留下我和沃夫希姆先生。
“他得去打电话，”沃夫希姆目送他出去，同时说，“他是个好家伙，对吧？长得那么帅，真是个完美的绅士。”
“是啊。”
“他是牛精人。”
“哦！”
“他念过英国的牛精大学。你知道牛精大学吗？”
“略有耳闻。”
“那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大学。”
“你认识盖茨比很久了吗？”我问。
“有几年了，”他颇感荣幸地说，“直到战争结束后不久，我才有幸结识他。但跟他聊了一个小时之后，我就知道这人的家世肯定很显赫。我心里想：‘原来真有这种你愿意带回家介绍给你母亲和姐妹认识的人啊。’”他停顿片刻。“我发现你在看着我的袖扣。”
我本来没有看，但现在看了。它们的形状很奇怪，似乎是象牙做的。
“这是最好的人类臼齿的标本。”他告诉我。
“哇！”我仔细地看着它们，“这是个非常有趣的创意。”
“是啊，”他把衬衣的袖口缩回到外套之下，“是啊，盖茨比对女人非常规矩。他从来不正眼看朋友的太太。”
此时这种信赖所托付的对象回到餐桌坐下，沃夫希姆先生猛然喝掉他的咖啡，然后站起身来。
“我很喜欢今天的午餐，”他说，“我离开你们两位年轻人啦，免得你们嫌我待得太久。”
“别着急，梅耶，”盖茨比言不由衷地说。沃夫希姆先生抬起手，像是替我们赐福。
“你们非常有礼貌，但我是老人家啦，”他表情沉重地宣布，“你们就坐在这里吧，可以谈谈体育，谈谈年轻的女人和……”他又挥了挥手，用以代替我们的第三个话题。“至于我，我已经五十岁，不会再打扰你们啦。”
跟我们握手道别、转身离去期间，他那悲剧的鼻子不停地抽动。我在想我是不是哪句话得罪他了。
“他有时候会变得非常忧郁，”盖茨比解释说，“今天他又多愁善感了。在纽约他也算是个人物了——百老汇的地头蛇。”
“他到底是什么人？演员吗？”
“不是。”
“牙医？”
“梅耶·沃夫希姆？不是啦，他是开赌场的。”盖茨比欲言又止，然后淡淡地补充说，“他就是1919年世界棒球大赛舞弊案56的幕后黑手。”
“世界棒球大赛舞弊案？”我喃喃地说。
这简直让我瞠目结舌。我当然记得1919年的世界棒球大赛舞弊案，但我总以为那桩丑闻是自动发生的，是许多因素发生连锁反应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我从来没想到居然有人能够单枪匹马地愚弄五千万球迷——而且就像小偷专注地撬开保险箱那么简单。
“他怎么会做那样的事呢？”我沉默半晌问。
“他只是发现有机可乘而已。”
“他怎么没坐牢呢？”
“他们抓不到他的把柄啊，老兄。他是个聪明人。”
我执意付了账单。服务员把零钱拿给我时，我看见布坎南隔着许多人，坐在餐厅的另一边。
“请稍等我片刻，”我说，“我得去跟人打个招呼。”
汤姆看到我们立刻跳了起来，三步并作两步走到我们面前。
“你到哪里去了？”他热情地问，“黛熙很生气，因为你没打电话给我们。”
“这位是盖茨比先生，布坎南先生。”
他们草草地握了手，一阵紧张、不自然的尴尬神色掠过盖茨比的脸。
“你最近到底怎么样啊？”汤姆追问我说，“你怎么会大老远地跑来这里吃饭？”
“我跟盖茨比先生约好在这里吃午饭。”
我回头去看盖茨比，但他已经不见踪影了。
一九一七年十月某天……
（那天下午，在广场酒店57茶厅里的高背椅上，乔丹·贝克正襟危坐，向我娓娓道来）
……我要去某个地方，于是便出了门，有时在人行道上走，有时在草地上走。我更喜欢走在草地上，因为我穿的鞋是英国来的，圆圆的橡胶鞋跟踩在软软的草地上很舒服。当时我还穿着一条新的格子裙，每当我的裙子随风飘扬，路边所有人家门前红白蓝三色国旗就会挺得笔直，发出“啧……啧……啧”的声音，好像很不以为然。
最大的国旗和最大的草坪属于黛熙·费伊家。她那年只有十八岁，比我大两岁，是路易斯维尔最最受欢迎的少女。她喜欢穿白色的衣服，开的跑车也是白色的，家里的电话整天响个不停，泰勒军营58那些兴奋的年轻军官纷纷打电话给她，想要得到独占她整个夜晚的特权。“哪怕一个小时也行啊！”
那天早晨我走到她家门口时，她的白色跑车就停在路边，她坐在车里，同车是一个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中尉。他们含情脉脉地看着对方，等我走到五英尺之内她才看见我。
“你好啊，乔丹，”她突然喊了起来，“麻烦你过来一下。”
她居然想跟我说话，这让我受宠若惊，因为在所有比我大的女孩当中，我最崇拜的就是她。她问我是否要到红十字会去做绷带。我说是的。那好啊，能否请我告诉他们，她今天不来了？黛熙说话时，那军官如痴如醉地看着她，每个女孩都希望有人这样仰慕自己。在我看来，这是非常罗曼蒂克的，所以后来我一直记得这件事。他的名字叫杰伊·盖茨比，随后四年多的时间里，我再也没有见过他——甚至直到我在长岛遇见他之后，我都没有意识到他就是那个人。
那是一九一七年。第二年我自己也交了几个男朋友，并开始参加高尔夫球赛，所以并不经常见到黛熙。她交往的人年纪都比我稍微大几岁，不过她已经很少跟人走动了。有关她的谣言传得很厉害——人们说在某个冬天的夜晚，她母亲发现她正在收拾行李，准备去纽约跟一个即将远赴海外的士兵道别。她父母成功地把她拦下了，但她接连几个星期不跟家里人说话。自那以后，她再也不跟部队的人交朋友了，只跟本地几个扁平足或者近视、根本就当不了兵的年轻人来往。
等到秋天来临，她又活泼起来了，像从前那样活泼。停战之后，她父母为她举办了盛大的成年礼，据说她在二月订婚，对方来自新奥尔良。六月她嫁给了芝加哥的汤姆·布坎南，他们结婚时的盛况是路易斯维尔人前所未见的。他带着上百个人，租了四节车厢，浩浩荡荡地南下，在穆尔巴赫酒店租了整整一层楼。结婚前那天，他送给黛熙一串珍珠项链，价值三十五万美元。
我是伴娘。婚礼前夕，新娘出阁晚会开始前半小时，我走进她的房间，发现她躺在床上，美得像那个六月的夜晚，穿着绣花的裙子——醉得像只猴子。她一手拿着一瓶苏玳白葡萄酒59，一手拿着一封信。
“恭喜我呀，”她喃喃地说，“我以前没喝过酒，但我今天喝得很高兴。”
“黛熙，你怎么了？”
当时我吓坏了，我告诉你。我从来没有见过醉成那样的女孩。
“这里，亲爱的。”她在早前搬到床上的废纸篓里面乱摸，掏出那串珍珠项链。“把它拿到楼下去，是谁的就还给谁。你告诉他们，黛熙改变主意了。就这么说：‘黛熙改变主意了！’”
她哭了起来——哭了又哭。我赶紧跑出去，找到她母亲的女佣，我们把她的房门关起来，让她洗了冷水澡。她不肯松开那封信。她把信带进浴缸，浸湿了之后紧紧地揉成一团，后来看见它变成雪花般的碎片，才让我拿起来放在香皂碟里。
但她再也没有说话。我们拿来醒酒的精油让她闻，在她额头上放了冰块，哄她穿上裙子。半个小时后，当我们走出房间，珍珠项链挂在她的脖子上，这事就算过去了。第二天下午五点，她若无其事地嫁给了汤姆·布坎南，然后启程去南太平洋旅游三个月。
他们回来后，我曾在圣塔芭芭拉60遇见过他们，我认识的女孩中，没有人像她那么在乎她的丈夫。如果他有片刻不在房间里，黛熙就会心绪不宁地到处找，并说：“汤姆去哪里了啊？”而且会满脸失魂落魄的神色，直到看见他从门口走进来。黛熙常常在沙滩上一坐个把小时，让他把头枕在大腿上，用手轻抚他的眼睛，无限欣喜地看着他。这种恩爱的景象真叫人感动——它会让你悄悄地、向往地笑起来。当时是八月。我离开圣塔芭芭拉之后一个星期，汤姆有天晚上在文图拉公路61撞上一辆货车，轿车的一个前轮撞得飞掉了。和他同车的女孩也登上了报纸，因为她撞断了手——她是圣塔芭芭拉酒店的服务员。
隔年四月，黛熙生下女儿，他们搬到法国住了一年。有一年春天，我在戛纳遇到他们，后来在多维尔又碰了面，然后他们就到芝加哥定居了。黛熙在芝加哥很受欢迎，这你也知道的。他们跟一帮花天酒地的人交朋友，都是些年少多金的浪荡子，但她的名誉始终是绝对的完美无瑕。也许是因为她不喝酒吧。在酗酒的人群中，滴酒不沾可以占很大的便宜。不喝酒你就不会乱说话，而且就算你想做点离经叛道的事，也可以等到其他每个人都喝得烂醉时再做，这样他们就不会看到，看到了也不关心。也许黛熙从来没想过要勾引别人吧——可是她的声音又总是让人觉得她……
好啦，大概六个星期之前，她时隔多年，再次听到盖茨比的名字。就是那天晚上，我问你——你还记得吗——认不认识西卵的盖茨比。你回家后，她走进我的房间，把我摇醒，然后说：“哪个盖茨比？”听我迷迷糊糊地描述了他的模样——当时我还没全醒，她用最奇怪的声音说，这肯定就是她以前认识的那个人。直到那时，我才把这位盖茨比和她白色跑车里那位军官联系起来。
等到乔丹·贝克讲完这个故事，我们离开广场酒店已经半个小时，坐着维多利亚马车在中央公园里穿行。这时太阳已经落在西城第五十几街那些电影明星居住的公寓楼后面，许多儿童已经像蟋蟀般聚集到草坪上，他们清脆的歌声在温热的暮色里响起：
我是阿拉伯的大酋长。
你的心呀系在我身上。
今夜里等你睡得正香，
我要偷偷爬进你闺帐。
“真是巧合得有点古怪，”我说。
“其实根本不是巧合。”
“为什么呢？”
“盖茨比买下那座房子，是因为黛熙就住在海湾正对面。”
原来他在那个六月的夜晚仰望的不仅仅是天边的星星。在我心里，他的形象突然丰满起来了，不再是一个漫无目的地挥霍着财富的暴发户。
“他想知道，”乔丹接着说，“你能不能找个下午去请黛熙到你家做客，然后让他过去坐坐。”
他的要求居然这么简单，这让我很吃惊。他等了整整五年，买下那座华厦，把星光施舍给那些想来就来、想去就去的飞蛾——他费了这么多心血，只是为了能够在某天下午，到一个陌生人家里“坐坐”。
“不就是托我帮个小忙嘛，有必要原原本本地让我知道吗？”
“他很害怕，他等了这么久。他怕会得罪你。你看，他为人其实挺细心周到的。”
我还是觉得有点蹊跷。
“他为什么不请你安排他们相见呢？”
“他想让黛熙看看他的房子，”她解释说，“而你的房子又正好在隔壁。”
“哦！”
“我估计他原本也有点期望黛熙会在某个晚上参加他的宴会，”乔丹继续说，“但她从来不去。然后他开始假装不经意地问别人是否认识她，我是他问的人中第一个认识她的。那晚舞会上他派人来找我，就是为了这事。可惜你没听到他开始是怎么拐弯抹角、大做铺垫，然后才提起来的。当然，我立刻建议他们到纽约吃午饭——他一听急死了：
“‘我不想做得那么过分！’他不停地说，‘我只想在隔壁看看她。’
“后来我说你是汤姆的好朋友，他开始放弃这整个计划。他对汤姆不是很了解，不过他说他订了一份芝加哥报纸好几年，只是为了偶尔能够看见黛熙的名字。”
这时天全黑了，马车从一座小桥下面穿过，我伸手搂住了乔丹金黄色的肩膀，把她揽到我身边，请她和我共进晚餐。突然间，我心里想着的不再是黛熙和盖茨比，而是这个干净而结实、脑筋有点笨的女孩，这个对一切都抱着怀疑的心态、轻轻地靠在我臂弯里的女孩。有句话开始令人激动地在我耳边响起：“世上只有两类人，追求者和被追求者，忙碌者和厌倦者。”
“黛熙的生活也应该有点安慰，”乔丹喃喃地对我说。
“她想见盖茨比吗？”
“别让她知道怎么回事。盖茨比不想让她知道。你只要假装请她过来喝茶就好。”
我们穿过一排黝黑的树，第五十九街的高楼出现在眼前，昏黄的灯光从漂亮的楼面照进了公园。我不像盖茨比，也不像汤姆·布坎南，我没有魂牵梦萦的情人，不会在那些阴暗的屋檐和刺眼的招牌中看到她忽隐忽现的面容，所以我手臂用力，搂紧了身边这位女孩。她那苍白而高傲的双唇微微笑起来，于是我把她搂得更紧，凑过去亲吻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