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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红的老家在河南农村的黄河滩区，上个月跟着父母弟妹逃荒逃到这个城市时就走散了。她要了两天饭，在一次跟这家舞厅老板的太太乞讨时，被带到了歌厅作服务员。当然，这位太太绝不是在发善心，她之所以把张一红带到歌厅是因为发现这个小姑娘长得很好，先叫她端端盘子刷刷碗什么的，脱一脱黑皮，稍事培养说不定就能成为东院的台柱子。东院也是歌厅的一部分，生意比这边红火，是这个城市名声很大的妓院。在张一红之前，已经有不少姑娘由歌厅走进了东院，落入苦海。
实际上，刘彪这时也不希望张一红走，他想抱着她多待一会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不能全怪刘彪的革命立场不坚定，任何他这个年龄的男人在第一次抱过女人之后或许都想多抱一会儿。
夜越来越深了，抱酸了双臂的刘彪终于想起“革命”来，他决定走，并决定带着张一红一起走，回到赵书记的宿舍去。因为在他向张一红讲了“革命”就能吃饱饭的道理之后，她坚决要求参加革命。
这对“革命”青年来到赵书记的住处时，赵书记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赵书记过于谨慎了，使一对“革命”青年迷失了方向，一个“革命”家庭也就这么夭折了。
刘彪和张一红成了流Lang儿，他们在我们这座城市到处乞讨，最后在火车西站附近发现了这块风水宝地，在先期安营扎寨的逃荒者们的帮助下，建起了一个帐篷，后来又捡了破砖烂瓦盖起了两间小屋，再后来就建起了被宫小军称作“猿人别墅”的四合院。
刘彪的行动无疑给党组织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人民解放军攻打这个城市的计划因那份国民党兵力火力布置图的销毁而推迟了一个月。一个月后，重新获得这份国民党兵力火力布置图的赵书记将它交到接头人手里，解放军大军压城，一举解放了这座城市。这个时候的刘彪已经和张一红住在了铁路边的小账棚里，准备生儿育女了。
刘彪后来还见过一次赵书记的面，确切地说见到过赵书记的尸首,血肉模糊的样子，很叫人不寒而栗。
那是解放后的“文革”中，已经年过半百身为省农业厅厅长的赵书记被造反派折磨得难以忍受，在一个星高月黑的夜里逃出来，趴在刘彪家后面的铁路上自杀了。
与当年宫小军的爷爷宫天飞的自杀不同，赵书记从看守他的那间屋里逃出来时根本就没想到过死，他出逃的目的正是为了生。
关押赵书记的地方就在省农业厅的大院里，不过不是在他那宽敞明亮的办公室，而是在院西墙角的锅炉房。锅炉房是一座二层小楼，小楼的二层东头有一间十几个平方米的房间，那是锅炉工夜间休息的地方。赵书记想找办法逃出来的念头由来已久，在他半个月前被关进来时就产生了。促使赵书记被革命造反派关起来的理由有十几条，其中最重要的理由是：那份国民党兵力火力布置图为什么没能及时交到他的上级手里？又为什么将其销毁，以至延误了人民解放军解放这个城市的时间，使人民多受了一个月的罪？还有，为什么王丛生光荣牺牲了，而他又能逃出来保住了命？诸如此类。
那个时候的人们是世界最伟大的推理学家，革命造反派们由此推断，赵书记叛变了革命！
赵书记是不是叛变了他自己心里最清楚，但是他清楚没有用处，关键是能有人来证明他为什么没能把那份国民党兵力火力图交到上级接头人的手里，又为什么会越狱逃跑。这就是需要两个人：上级接头人和打入敌营中的狱警。狱警在赵书记逃跑后暴露了身份，已经牺牲，那么只有那个上级接头人了。赵书记想逃出去的目的，就是去找那个接头人。
关押赵书记的那间房子的后窗前有一棵高大的白杨树，白杨树的一根粗壮的枝条正好探到窗台上，而另一根粗壮的枝条则正好探出院墙外。赵书记是在一个下午发现这两根救命树枝的，他当时的心脏狂跳不止，那种感觉就像当年要从敌人的监狱里逃出来一样。他决定晚上就从这里爬出去，一定要找到那位上级接头人。
那位上级接头人姓张，叫玉河，解放后当了副省长，住在省政府二宿舍。赵书记逃出后就直奔而去。但是，张副省长也没能摆脱受迫害的命运，已经于前日跳楼自杀了。
赵书记来到张副省长家的时候，一批红卫兵小将正在抄他的家，满地都是报纸杂志以及多年没动过的破破烂烂。在房门的外墙上，还有刚刚贴上去的大字报：张玉河自绝于人民罪该万死！死有余辜！赵书记没敢进张副省长的家，只是在门口站了会儿，当他看到在张玉河的名字上还打着血红的叉时，他突然想到了死。只有死，他想，才能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
赵书记出现在火车西站的铁轨上时，已经是深夜１2点钟了。这时，月亮已经从云层里钻出来，静静地观察着这个越来越莫名其妙的世界。
赵书记站在路轨的中央，他的眼前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但是，他听到了一种因富有节奏而悦耳动听的声音，这便是火车呼呼开来而发出的声音。
赵书记的眼前突然亮了起来，火车雪白的灯光照在他的脸上。赵书记眨了眨眼，眼前反而更加黑暗了。
这时，火车离他越来越近，司机拉响了汽笛，急促而尖利。
赵书记想面对火车哈哈大笑几声，但是这个念头一出却马上热泪盈眶了。他蓦地迎着火车跑起来，就像听到进军号的战士一跃而起冲锋陷阵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