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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裙姑娘听到了这叮当叮当的响声，她看了眼马路对面的修鞋匠，嘴里好像骂了句“他妈的”或“他爹的”之类的话，才向马路对面走去。人们看到，她的两只胳臂弯曲着，像投降的士兵一样向上翘着，远远地望去，又就像在过独木桥的农家少女。由于一只鞋有鞋跟而另一只却没有鞋跟，她走起路来就变得一瘸一拐，如同电视机里粉墨登场的唐老鸭。而且她还发现，许多行人已经停止了脚步，专心致志而又笑容满面地盯着她，几个开面的的司机还喜不自禁地按响了喇叭。她这种难堪的样子确实给人们带来了几丝难得的好心情。黑裙姑娘像犯了错误的小学生一样低着头，在修鞋摊前的小马扎上坐下来，脱下左脚的金色高跟鞋连同鞋跟一起递给修鞋匠。
修鞋匠今年四十有三，光明大街上点年纪的人都认识他。他就住在他身后那个有两位老太太坐在门口的院里。两位面容慈祥的老人都是花白的头发，只是一个头顶上有头发而另一个头顶上已经没有了头发。她们现在正面对西落的太阳，口干舌燥地啦家常，她们的话题重大而富有深远的现实和历史意义──国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之有效的措施将儿媳妇们教育得孝顺起来。修鞋匠姓李，大名很少有人知道，他奶奶活着的时候叫他二孬，街上的人就都叫他二孬。
李二孬从事修鞋工作是几年前才开始的，那是他刚从西郊省第一监狱里出来后不久。二孬是个苦命人，他的爹妈死得比他奶奶还早，在他奶奶死了之后他就成了孤家寡人了，那时他刚好二十岁。他原来在一家街道企业做电工，在三十几年前的这个城市里，腰带上挂着一排钳子扳子螺丝刀子之类的东西就像现在人们腰挂玉佩一样气派。那时候，二孬十分喜欢自己的这份差事，除了洗澡睡觉之外，总是工具不离身，工具在他屁股后面拍拍打打的感觉就像威武的战士肩挎一支卡宾枪。由于缺爹少妈，由于他家境的贫寒，更由于他是个跛腿，二孬二十八了还没有找到对象。刚才提到的那个头顶没有头发的老太太叫高田氏，和他同住一院，就是她当初把她市郊农村表妹的女儿花介绍给了二孬。
光明大街上见过花的人都还记得，花的长相不比任何一个城市姑娘逊色，在某种程度上还比光明大街的大部分姑娘漂亮。她的眼睛大大的，水泠泠的，扑闪扑闪地挺动人，就是人们常说的会说话的那种。头发也黑，梳着一根长辫，如果你对当年红透整个中国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还有印象的话，李铁梅脑后的那根就是。皮肤也好，白白的又被郊区的村风吹红了脸腮，如同两只熟透了的国光苹果，不像城里的姑娘因过于白皙而显得苍白毫无生气可言，别有一番风韵。当然，人无完人，花姑娘也不能超凡脱俗，不可避免地犯过一点小小的错误，比方爱上过一个有妇之夫并流过产什么的。不过，瑕不掩瑜，流过多少次产并不影响她的美丽程度，何况她还属于年幼无知吃亏上当那种类型的。经历过上世纪那个特殊年代的人都知道，那时的城市户口就像现在的美国绿卡一样值钱，是地位和权势的象征。
二孬和花初次见面的那天，是高田氏精心挑选的好日子，五一国际劳动节。李二孬身穿一套深蓝色全新工作服，还特意在厂锅炉房里洗了个澡，并刮了刮子。花那天好像也做了些准备，红袱绿裤也都是新的，还抹了雪花膏，所以脸宠就像国光苹果上的一层白霜。整个见面过程持续了半个小时，两个人只说了两句话：你好。你好。我叫李二孬。我叫花。然后两人就分手了。李二孬站起来送花的时候，努力使自己的两条腿能一般长。但是，他失败了。骨肉毕竟不是面团，抻是抻不出来的。花看着李二孬立场不坚定的样子，就捂着嘴笑了下，然后就对姨妈高田氏小声说，怎么还是个瘸子？高田氏拉着花的手说了好多话，李二孬只听见了一句，大意是，这人心眼挺好的。
花在同二孬见过这面之后就答应了这门婚事，这是有点出乎二孬的意外。
三十多年前，二孬走出城乡结合的路子是处于无奈，他想两个人在一起睡觉总比一个人睡好，而且还是个如此美丽丰满的女人，就别管城市户口还是农村户口了。他跟花见过面后竟想不起她到底有多好看，只记得那两只硕大的**鼓鼓地勾人魂魄，还有那腰和屁股，他无论如何也捉摸不透怎么如此大而圆的屁股和**之间会有这么细的腰呢。二孬的订婚礼物是给花的娘家送了一百斤全国通用粮票，就是多少斤粮票里还有多少斤花生油的那种。二孬的婚礼成了当时这座城市移风易俗的典范，花的娘家像做贼似的把闺女嫁进城里，二孬娶了个“过来人”也不怎么好听，在家里摆了一桌酒席算事。
然而，婚后不出二载，他们的儿子李庆民也就六个月，花姑娘就像上了大烟瘾的恶少，旧情复发，再次躺在了那个有妇之夫的怀里。二孬自然不会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他要尽丈夫的责任，不能白白地戴着顶绿帽子。他在一个烈日高悬的中午把花和那个男人堵在家里时，首先想到的是他手中的螺丝刀子应该捅在那个男人的胸部还是臀部。他在床前站了会儿，还看了眼他和花的结婚照，最后他把两个部位折中了一下，挥起粗壮的右臂，恨恨地捅在了那个男人的腹部。那男人竟然一声不吭，双只手捂着冒血的腹部，两眼死死地盯着二孬不放。这是一双困兽般的眼睛，血红而寒光四射，二孬不敢与其对视，就回过头来看着花。花的神情叫人想起了这座城市还叫白区的时候许许多多笑着走向死亡的革命者，她的头高昂着，目光里透着几丝满足和狂妄。二孬看了看手中滴着黑血的螺丝刀，然后就把它先后捅进了那个男人的右眼和花的左眼，并用菜刀割去了他俩的耳朵。二孬对此感到后悔是判刑入狱以后的事，他后悔当时为什么不把这一对狗男女捅死，或者割去那个男人的**，而是只捅瞎了他们一人一只眼割去了一人一只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