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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聂荣臻听了，很不高兴，摇摇头说：“钱三强可是国宝呀。他到农村能干什么？”事实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的第三天，也就是1964年10月18日，钱三强就到河南信阳农村参加“四清”去了。为了工作方便，他化名“徐进”，徐是他母亲的姓，“进”则是他平时喜欢用的一个字，寓意进步、进取、前进等等，1951年他和何泽慧喜得一子，便起名为钱思进。
到信阳农村后，工作队的人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大家都叫他老徐同志，还有的叫他老徐头。老徐同志帮五保户挑水，开始时不会挑，水经常把鞋打湿，热心的老乡就教他，很快他就学会了挑水。
一次，他和农民一起劳动。牛拉着石磙子轧谷子，一头牛蹶起尾巴要拉屎，他发现了，大声地喊：“哎哎，慢着，慢着！”他一时找不到接牛粪的器物，放下木杈，情急之下，伸出双手接住臭哄哄的牛粪，笑嗬嗬捧到场院边的泥土上，然后在泥土里搓手。一同干活的社员们冲他笑：“老徐同志，你可真行呀！”
这样的生活也是快乐的。
而他的夫人何泽慧这个时间段，正带领30名原子能所的科研人员，在实验室里埋头苦干，配合核武器研究院进行氢弹理论研究。经过四个月的攻关，何泽慧等人终于拿到了第一套可靠的轻核反应数据。于敏对此非常满意，认为这对研究氢弹途径的选择起了重要作用。彭桓武认为，拿出这套反应数据的时间，一般正常情况下需要两三年时间。而何泽慧领导的攻关小组，只用了四个月就完成了。
发射火箭，造成事故，在美苏两国历史上，都有过惨痛的教训。最典型的就是1960年10月，苏联拜科努尔发射场发射洲际导弹时，火箭在发射台意外爆炸，当场炸死了在现场主持发射的国防部副部长兼火箭部队司令涅杰林元帅，以及数十名将校级的火箭专家，损失惨重。
苏联的那次爆炸，还只是普通弹头，而中国要进行的试验，是导弹和原子弹加在一起的双重威力，如果出问题，那就是难以预料的场面。所以，周恩来最担心的，就是安全问题。
有一天，周恩来把火箭和核弹头的两个领军人物钱学森和李觉叫到了中南海西花厅。一见面，周恩来劈头就问：“怎么样，二位？”
谁也不敢百分之百打保票。钱学森挠挠头皮说：“我们保证导弹不掉下来。”
李觉也咬咬牙说：“我们保证，就是掉下来，也不在地面爆炸。”
周恩来听了，并没有显示出欣喜，而是口气沉重地说：“我总是不放心，真怕掉下来。万一失败就是天大的事，等于自己给自己扔一个原子弹嘛！这个决心，难下呀……”
104．我们牵住了“牛鼻子”
氢弹理论的突破，迎来了最关键的时候。
在上海嘉定，华东计算机研究所，于敏等人呕心沥血的付出，终于得到了坚实的回报。经过连续50多个日日夜夜艰苦卓绝的计算，他们捕捉到了成功的线索，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这是氢弹研究最重要的课题。因此可以说，氢弹理论研究取得了决定性的突破！
拿到计算结果，于敏眼含热泪，说：“我们到底牵住了‘牛鼻子’！”手下的所有人也都是心花怒放，眼泪挂在眼角。对于于敏来说，为了这一天，他等了快5年了。
氢弹研究，就像茫茫黑夜中的独行船，终于见到了曙光。在氢弹原理突破过程中，于敏解决了一系列基础问题，不论是原理，还是形状构造，他都提出了基本完整的设想，起到了关键作用。后来的实践证明，于敏提出的新方案，大大缩短了中国氢弹的炸响时间。
按照当初离京时约定的“暗语”，于敏赶紧给北京的邓稼先打电话。于敏压抑着极度的兴奋，说：“老邓，我带大伙出来打猎，告诉你，我们打到了一只大肥鸭！”
电话那头，邓稼先愣怔一下，听出是好消息，就说：“老于，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顿美味？”
于敏说：“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作标本。”
邓稼先问：“为什么？”
于敏说：“我们有新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作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
邓稼先说：“那好，我立即赶过去。”
邓稼先是坐飞机赶到上海的，到了以后，马上检验计算结果，确信无误。邓稼先这位身高一米八的汉子竟像个孩子一样，拍拍这个人的肩膀，又捅捅那个人的胸脯，语无伦次，嘴里一个劲地念叨：“太好了，太好了……”到最后，他竟然从兜里掏出一叠十元的大额钞票，使劲甩着说：“走！上饭馆，我请客！咱们喝黄酒吃螃蟹，来个一醉方休！”
那天晚上，在一家国营的大餐馆，十几个人也不像过去那么斯文了，吃喝起来豪放不羁，满碗的绍兴黄酒，一口见底，那些不会剐螃蟹肉的北方人，索性连那硬蟹壳一块嚼了，在那种地方不能谈工作，只好轮流敬酒，你敬我我敬你，大声地喊：“干！”邓稼先、于敏都喝得满脸通红，年轻人喝得头重脚轻。
这样的场面，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候，邓稼先在戈壁滩上见过，除了他，其它人都没见着。这一回，他们也算补上了。
1965年底，二机部组织核武器专家进行多方论证后，认为于敏等提出的理论方案是可行的。据此分析，在1967年底或1968年上半年，有可能研制出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此之前，先进行氢弹原理试验，也就是减当量试验，以检验氢弹原理是否正确。
105．出了乱子就是犯罪，因此，要做到万无一失位于北京故宫外西北角、景山西面的三座门，是军委办公厅所在地，当年很多重要的会议，是在这儿召开的。这一次，聂荣臻又决定，在三座门召开关于两弹结合试验可行性会议，为两弹结合试验定个调子。参加的单位有国防科委、二机部、七机部，总参、总后、导弹试验基地、核试验基地等众多部门的主管领导，一些重要的科学家，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由聂荣臻本人亲自主持。
在这次会议上，钱学森作为技术总负责人，作了重点发言。他讲道，搞两弹结合是非同一般的事情，美国从原子弹到两弹结合搞了13年，苏联搞了6年，我们暂定3年，或者再提前1年，美国人在大洋上搞导弹核武器试验，那是因为他们有海上霸权，有20多艘航空母舰和几百架舰载飞机，它在海上打靶，世界上哪个国家敢干涉？苏联有2200多万平方公里广大疆域，它不需要到大海上去。苏联的核导弹试验是在地广人稀的西伯利亚进行的，试验的风险很小。我们试验既不能到海上，因为大海大洋的出入口都被美国人封锁了，更不可能到西伯利亚，只能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为避免不幸事件发生，弹道设计一定要准确无误，所以产品必须是高质量、最可靠的，二机部、七机部都要采取严格的措施，特别是担负具体设计制造任务的单位，更不可有一丝一毫的疏忽……
会议认为，采用地面各种环境条件模拟试验，都不能完全模拟飞行过程中的真实状态，起不到结合检验的作用；采用飞行“冷”试验方式，也不能结合检验原子弹头在飞行过程中的真实状态；而采用全射程、全威力、正常弹道、低空爆炸的试验方式进行“热”试验，既可达到试验目的，又符合实战情况。
七机部认为，从导弹的可靠性及试验的安全问题分析，“东风二号甲”导弹本身有自毁装置，如在导弹飞行的主动段发生故障，不能正常飞行时，可由地面发出信号将弹体炸毁，可靠性是高的。
二机部认为，他们正在研制的核弹头有保险开关，如在主动段掉下来，因保险开关打不开，只能发生弹体自毁爆炸或落地撞击，不会引发核弹产生核裂变。从安全角度分析，“热”试验是可以进行的。
最后，聂荣臻问：“在我国本土上进行两弹结合‘热’试验，大家说说看，到底有多少成功的把握？”
会议室一下子安静下来。聂荣臻说：“你们放开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