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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所谓开拓者，都是这么过来的1965年秋，中国科学院党组决定，人造卫星工程领导小组组长，由副院长裴丽生担任，具体领导工作由谷羽负责；卫星总体组由杨刚毅、赵九章负责；卫星本体组由王跃华、钱骥负责；卫星地面组由吕强、王大珩、陈芳允负责……卫星工程上庐后，从事卫星研制的科技人员猛增，但是，绝大部分专业不对口。于是，钱学森像火箭、导弹刚起步时那样，再一次办起了“扫盲班”。
在一间大教室里，从各个单位抽调的年轻科技人员在聚精会神听钱学森讲课。钱学森一边讲，一边在黑板上画图。
他讲道：“发射人造卫星靠火箭，但是一截火箭是不能发射卫星的，因为火箭中的燃烧剂用完了，依旧飞不出大气层，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把火箭造得大一点，多带些燃料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如果把火箭造得太大了，它本身就太重了，重量和飞行高度是成反比的。那么，应该怎么办呢？那就是采用多级火箭的办法，比如苏联就是用三级火箭发射的，第一级是较大的火箭，第二级比较小，第三级则更小，第一级的燃烧剂用完了，第二级接着燃烧，然后是第三级，就像接力赛跑一样，一级接一接，当这三级都燃烧完了，就将卫星运载到几百公里以外空气稀薄的轨道上去了。当然，光是接力往高处飞还不行，还要有一定的角度才行。为了让人造卫星顺利绕地球运行，还要通过计算让人造卫星产生的离心力，恰好与地球的引力相抵消才行……”
1965年10月，中国科学院受国防科委的委托，在北京友谊宾馆组织召开了人造卫星总体方案论证会，史称“651”会议。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国家科委、总参、海军、空军、一机部、四机部、七机部、邮电部、导弹试验基地等众多单位派人参加。会上，赵九章就卫星的总体设计问题作了总结发言，钱骥就卫星的本体设计问题作了总结讲话。最后确定这颗卫星为科学探索性质的试验卫星，并明确了要比苏联和美国的第一颗卫星先进。概括为，卫星上去后，要“跟得上，看得见，听得到”。
会议即将结束时，周恩来过来跟大家见面，张劲夫请周恩来给大家讲几句话，周恩来满怀深情地讲道：“同志们！中国将第一次拥有依靠自己力量上天的卫星，这是史无前例的大事。所以，让世界人民看得见中国的卫星，观看到天上新增加的属于中国人的一颗星星，意义很大。同志们要集思广益，全面论证，把这件事办好！”
众人热烈鼓掌。坐在台下第一排的赵九章鼓掌比谁都用力。说起对卫星的感情，他不比任何人差呀。
很快，科学院主持工作的副院长张劲夫把赵九章叫到办公室，兴奋地告诉他，院里经请示聂荣臻元帅后，准备正式成立“651”设计院，打算由赵九章出任院长，工作抓总，由钱骥担任总设计师、技术负责人。赵九章赶紧说，院长这副担子太重了，他还是做点具体的研究工作，最好不担任领导职务。张劲夫说：“老赵，让你担任院长，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你就不要推辞了。请你抓紧时间，着重抓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方案，抓紧时间筹建各个实验室，先叮叮当当干起来再说。”
赵九章说：“感谢组织上对我赵九章的信任，为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早日上天，我一定竭尽全力。”
张劲夫问：“老赵，你还有什么建议？”
赵九章说：“除了抓紧卫星总体方案的论证和设计，筹建各个研究室之外，当务之急是，建立和加强地面观测系统的工作，这样卫星上得去之后，才能跟得上，不至于跑丢了。”
张劲夫打开笔记本，记了下来。
接下来，赵九章和钱骥立即带领业务骨干开始了夜以继日的准备，他们很快拿出了第一颗卫星各分系统的初步方案。方案搞出后，这颗卫星叫什么名字，却难住了众人。因为是中国第一颗卫星，不可能随便起一个名字，就好比是当父母的好不容易生下个孩子，却苦苦拿不准孩子叫什么名儿，日思夜想呀，想了一个又一个，都不满意。后来，卫星总体组组长何正华突然提议：“我看就先叫它‘东方红一号’，行不行？”
这一提议让所有人眼睛一亮，几乎是无可争议地被采用了。
不久，钱骥等人带着总体设计方案直接向周恩来汇报，当总理得知他姓钱时，便握住他的手，风趣地对众人说：“我们的卫星总设计师也姓钱，看来我们搞原子弹、导弹和卫星，都不开钱啊！”
关于卫星上去后“听得见”的问题，苏联第一颗卫星上发出的信号是断断续续、嘀嘀哒哒的电报码，我国第一颗卫星应该比苏联的先进，所以至少得让它发出一个连续的信号。
这个信号模拟什么声音呢？音乐？鸟鸣？还是风声、雨声、海Lang声？
对于这个声音是什么好，争论了很长时间。卫星被命名为“东方红一号”后，才有人想到了当时最流行、最深入人心，也最能代毙国人民心愿的《东方红》乐曲。现在已经无从考察是谁最先提出来的，反正科学院把这个设想报国防科委和中央专委后，得到批准。
发射卫星，主要有三大系统，一是卫星本身的研制，二是运载火箭的研制，三是测控系统的建立。
而在当时，卫星本身和运载火箭都有了一定的基础，测控系统完全是一片空白。1957年苏联发射世界上第一颗卫星时，陈芳允等人曾用自制的简易装置接收到苏联卫星的无线电信号，这个后来被誉为中国测控奠基者的无线电电子学、空间系统工程专家，此时被推到了前台。
关于卫星测控“跟得上”的问题，陈芳允在科学院组织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讲道，火箭托举卫星升空并送入预定轨道之后，它的正常运行和按计划完成使命，要靠地面观测控制系统对它实施跟踪、测量、计算、预报和控制，而这些都是通过人的眼睛看不到的无线电波来实现的。这对中国空间科技人员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拿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来说，发射后，“跟得上”、“抓得住”’是最重要的一个课题，如果卫星打上去了，抓不住它，它就会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也就失去了发射它的意义。说严重点，卫星和导弹一样，如果不对其加以控制，任其乱飞，就等于是打出去了一堆废铁，甚至还会造成无法预料的严重后果。因此，我们的测控网，必须做到“跟得上，抓得住，测得准，报得及时”，让卫星按照人的意志在太空中运行。
国防科委办公会议很快批准了由中国科学院负责卫星地面观测系统的规划、设计、建设和管理。为此，科学院决定成立人造卫星地面观测系统管理局，代号为中国科学院“701”工程处。701的意思是指，1970年发射中国的第一颗卫星。由陈芳允担任“701”工程处的技术负责人，王大珩、巫致中、郝岩等专家参加，负责地面观测系统的设计、台站的选址以及台站的基本建设工作。
卫星工程重新上马后，一开始可以说进行得比较顺利。氢弹方面，却是曲曲折折。这时候在上海，于敏他们的计算不得要领，甚至可以说一塌糊涂。连续三天倒，大家都熬红了眼，每个人面前，都是堆积起来的纸带，可是拿到的数据，都感到不靠谱。有的人发牢骚，说就是被打死，下辈子也不搞氢弹了，简直要崩溃了。
于敏见士气低落，决定停下来，放松一下。他说：“本人特别批准：停机！晚上到外面吃小吃，我请客，全体都去。”
有人不想去，怕耽误时间。于敏好说歹说，把人都带到了县城一条热闹的小街上。他指着一个摊位，说：“看到了吗？前面有个卖豆腐脑的，一角钱一碗，物美价廉，好吃得很。你们别客气，都放开肚子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