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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辆吉普车和两辆保证供给、负责警卫的大卡车在茫茫荒原上穿行.除了张蕴钰和张爱萍，其它人都是第一次见到沙漠和戈壁滩，面对亘古荒原，程开甲等人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在当年张蕴钰带领勘察小分队打下第一根木桩的地方，车队停下来，众人都下了车。张蕴钰辨别一下方位，往前走了一段，蹲下，把一堆沙子扒拉开，就露出当年他们打下的第一根木桩。他兴奋地说：“就是这儿！就是这儿！”张爱萍、程开甲等人走过来，他们放眼四周辽阔的戈壁，能够看到远处隐隐约约的山峰，一条河就在不远处流淌。它就是孔雀河。此时没有风，感觉夕阳悬在西方不远处的天际，如诗如画一般。
具有诗人气质的张爱萍激情洋溢，他说：“你们知道吗？罗布泊，原本是一片汪洋大海，这里已经很久没有生命的迹象了。来之前，我看了一篇文章，说是19世纪末，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来到罗布泊边缘，他写道：可怕，这里不是生物所能插足的地方，而是死亡的大海，可怕的死亡之海。以后，人们就叫罗布泊死亡之海。你们看，死亡之海挡不住我们嘛，以后还要在这里干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众人都是兴奋不已的样子。程开甲认为张蕴钰司令员很有眼力，这里是再好不过的核试验场。张蕴钰笑了，说：“程教授，你这个大专家这么一说，我这颗心，总算放下了！”
他们继续赶路。在车上，张蕴钰对程开甲说：“我们都在这儿扎根了，盼着你们研究所快点来安家。”
张爱萍替程开甲说了一句话：“研究所一旦组建完毕，就全体搬来。”
在这里，不得不再提一下钱三强。
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的研制中，大量骨干是钱三强推荐来的。包括眼前的这四位程开甲、吕敏、陆祖荫、忻贤杰。后来，钱三强常常为推荐了这些骨干，使他们失去生活享受，远离家人，隔绝外界，甚至身体落下毛病，而心中觉得不安。
上世纪80年代，钱三强在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时，遇到了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教授，钱三强走上前，心怀歉意地说：“我那时把你的儿子吕敏搞到新疆去了，这么多年没有回来，给家里带来困难。”吕叔湘一听，紧紧握住钱三强的手说：“这首先得感谢你对他的信任，再说去新疆工作是吕敏自己情愿的。”
那时候吕敏已经在核试验基地工作20多年了，他从父亲处得知了这件事，很感动，特意给钱先生写了封信，信中说：“这个事情我不后悔，总算给国家干了点实际有用的事，知识分子能有这个机会，是不容易的。”
而中国核试验研究的领头人程开甲，不但自己来到基地，干脆于1969年举家迁往了罗布泊，全家在那儿一直生活到1984年才回到北京。
车队在孔雀河边扎营，警卫人员搭起了一小片帐篷群。入夜，众人坐在小河边，张爱萍问张蕴钰，这个地方有名字吗？张蕴钰说，基地很多点是按苏联专家编号命名的，这个地方是13号。张爱萍一听，说，也太没想象力了。这个点靠近孔雀河，孔雀最美的时刻是孔雀开屏以后这里就叫开屏村，你们看怎么样？众人叫好。
在基地的几天，张爱萍、程开甲等人走遍了几乎所有的点。张爱萍一边走，一边起名字。兵站建在靠近泉水的地方，甘草繁茂，他起名为“甘草泉”。将来会有女同志到来，要安排集中住宿，他提前给起名为“木兰村”。此外还有“黄羊沟”“蜻蜓山”“骆驼山”“白云岗”，等等，他给核试验基地命名了一批富有诗意的地名。这些名字至今听来仍回味无穷。
张爱萍这次带程开甲等专家来基地，主要是定爆心、定工号、定布局，为以后进行的核试验进行技术和工程上的准备。他提出，一律以程开甲的意见为准。这让程开甲很感动，拿出一张人工画好的简易地图，上面有一些简单的标记。程开甲说：“爆心，是这次核试验的心脏，它定下来，所有试验项目，都好围绕它布局。我的意见，爆心就定这儿，这儿离张司令他们当初打下的第一根木桩不远，这一带地形开阔，地面相对坚实……”
大约一个星期后，张爱萍、程开甲等人要离开基地回北京。因为接下来工程兵要进行大规模的工号和各种效应工程的建设，需要有人留下来，和基地技术部的专家们一道，把好质量关，程开甲决定让丁健飞单独留下来。他找丁健飞谈话，嘱咐他要做好吃苦的准备。丁健飞表示，坚决完成任务，等待大部分前来汇合。
车队离开了，扬起的几股烟尘也消散了。丁健飞站在孔雀河边开屏村临时宿营地的帐篷前，久久地凝视着远方……
施工部队大批开进来，开屏村的帐篷连成了片，孔雀河边顿时热闹起来。丁健飞和基地技术部的人一起，整天在工号和效应工程工地上忙碌，没多久，他的皮肤比在长城脚下变得更黑，更粗糙了了，头发也更稀少了。好在每天累得很，躺下就睡，天一亮就起床，也顾不上照镜子，自己什么模样，经常想不起来。偶尔在深夜，他想到张洁，也曾忍不住给她写过十几封信，但都没有寄走，大部分写好就撕掉了，只有一封留了下来，同那张他和张洁的合影一起，放在他行李箱的最下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