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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又说，同志们，我们必须贯彻党的知识分子‘重在表现’的政策.照我说，这些人是科学家，有真才实学，既然把尖端技术交给他们研究，就应该信任他们。院领导们一个个低下了头，有人说，梁守盘的问题，以后不提了。蔡金涛怎么办？他过去可是国民党保密局的专家，少将军衔。这样的人，敢用吗？
人们都望着聂荣臻。聂荣臻停顿一阵，口气坚决地：“只要有真本事，只要愿意为国家做贡献，就要用！”
钱学森带头鼓起掌来。
聂荣臻最后说：“我提议，任新民、梁守盘、屠守锷、黄纬禄、庄逢甘、蔡金涛、吴朔平、梁思礼这些专家，应该考虑让他们担任领导工作，有的同志可以担任一、二分院的副院长，主管技术。”
不久，上述几个人都担任了一定的领导职务。在东风二号导弹攻关的要紧时候，这个决定起到了非常好的推动作用。
54．代毙央，利用这个机会，再作个总的道歉“科学工作十四条”有它的局限性。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因此，1962年2月，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又成为会议的焦点。
这个时候，“左”的思潮已经有所抑制。在1962年1月的七千**会上，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他说：“你们要相信过去三年有时候我们是做蠢事呀！我们是很蠢的呀！”借着七千**会的东风，召开全国性的科技会议，是个好时机。
1962年2月，经中央批准，聂荣臻在广州主持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后来被认为是一个划时代的会议。
广州羊城宾馆，一间大会议室里，几十名科学家在开会讨论，钱三强就在这个组里。科学家马大猷站起来，激动地说：“为什么一提知识分子，就在前面加上资产阶级？我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这么多年了，头上还戴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想不通！”
这个发言引起一阵骚动。有**声附合：“说得好！”又有人站起来说：“是啊，一提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的，连子女也因此受歧视，从没有听人提谁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第三个人站起来，说：“国家办那么多学校，培养的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国家图什么？这不合逻辑嘛！”
又有人站起来，大声说：“有了‘科学十四条’，我们现在科研时间是有保障了，也明确了科研机构的根本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但是你们想过没有？政治上不被信任，才是最让人伤心的！”
钱三强深有同感，频频点头。会场像炸开了锅一样。其它小组的发言也涉及到这个问题，会议出现了意料不到的情况。
这次会议是由聂荣臻主持的。傍晚，聂荣臻要钱三强陪他散步。聂荣臻问钱三强，下午小组会，你为什么不发言？钱三强说：“我觉得别人的话，能代表我，就没再多说。”
聂荣臻说：“那我问你，你在二机部，处境怎样？”
钱三强支支吾吾，说不上来。
聂荣臻说：“我替你说吧。不怎么样，对吧？”
钱三强只好说：“聂帅，个人处境，我没过多考虑。在科技攻关的要紧时候，我深感矛盾和痛苦的一个问题是，一方面，急需培养和安排有本事担当重任的人，而另一方面，这样的人，往往被别人当作‘白旗’来拔，三天两头敲打，动不动就戴上‘白专道路’的帽子。比如于敏同志，他是原子能所的骨干，业务上冒尖，可他却经常挨批，弄得压力很大。我真心希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不要再随便往自己同志头上扣，否则，没人敢业务上冒尖，免得被说成‘专而不红’，让人心有余悸。”
聂荣臻说：“我要的就是你这些真心话。”
晚上，聂荣臻把张劲夫等领导叫来，说起“科学工作十四条”的局限性。张劲夫认为，靠一个科学工作条例来解决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也做不到。聂荣臻说：“但这关系到几百万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是党在政治上是否信任知识分子的根本性问题，应该给以重视和解决。”
谁都知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说法，是毛泽东最早提出来的，想改，难度可想而知。会议工作人员进来请示聂荣臻，下午小组会上的发言，言词很激烈，登不登简报？聂荣臻征求张劲夫的意见，张劲夫建议，先登在内部简报上，只给领导同志看。
聂荣臻思索一阵，似乎下定了决心，说：“要我说，既然登，就登在所有人都能看到的大简报上，变成全体会议的简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