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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11月14日，张爱萍、刘杰、刘西尧起草了《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和急待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报告的抬头这样写道：“聂副主席并报林、贺副主席、罗总长、军委。”报告长达5000多字，内容非常详实。他们最后提出：“由中央和国务院出面，统一协调各中央局、各部委、各省市和军队，进行一次全国性的大协作，大会战。”报告同时送给了总书记邓小平。”
邓小平很快批阅了这个报告。他在眉头上批示：“送主席、周、彭（彭真）阅。”
在这条批语下，细心的邓小平又特意在括号里，用小一些的字体写道：“无时间，看前一页半即可。”
这份绝密件1961年11月17日送到毛泽东案头，一直存放到1962年12月17日。没人知道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看了多少遍，但从前一页半上那铅笔划下的一道又一道红色的、蓝色的标记上，足以看出毛泽东对这件事情是多么的关切和重视。
聂荣臻终于等到了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说：国防尖端技术，不但不应该下马，而且要抓紧进行。
这场关于尖端武器的‘上马’‘下马’之争，至此画上了句号。假若当时两弹下马，或放慢发展速度，零打碎敲，那么，国家在克服了严重困难之后，接着又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全国乱成那样，我国国防尖端技术要取得现在众所周知的辉煌成果，是难以想象的。
52．突出政治，搞科研的时间得不到保证终于可以放手攻关了。但是，又一个问题出现了。
核武器研究院理论部的大办公室内，邓稼先、周光召等人正埋头工作，突然，墙角的小喇叭吱吱啦啦响了，传出一个严肃的声音：“紧急通知！紧急通知！今天下午两点，全体人员到一楼大厅参加政治学习，讨论又红又专问题。任何人不得请假……”
周光召烦躁地把手中的计算尺丢下，众人都无奈地摇头。这礼拜，已经学了三次了，大家感到政治学习安排太多，占用了搞科研的时间。周光召说：“要求知识分子‘又红又专’，可是，对于红与专的关系，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简直纠缠不清。要想不犯错误，就得越‘红’越好，为了保证‘红’，就得加强政治学习，照本宣科读文件，念报纸。时间呢？白白流走了，哪有时间搞科研？”
邓稼先指一指门外，嘘一下，提醒道：“光召，当心点，让人听到，抓你的典型。”
周光召苦笑一下。众人都不吭声了，埋头工作。
每次政治学习，像彭桓武、朱光亚这样的院领导，也得参加，不去就是个问题。
在长城脚下爆轰试验场忙碌的小分队，也接到了回城参加政治学习的通知，这样，实验就得停下来，王淦昌、郭永怀等老科学家很不满意，但又没有办法。
而在导弹研究院的小礼堂里，常见的场面是，数百名科研人员集中在一起，听院里分管政工的领导宣读《人民日报》社论，以及《光明日报》上关于红与专的文章。钱学森、任新民、梁守盘等专家也得到场。因为总是重复这样的事情，很让科技人员感到厌烦，嘴里不敢说什么，怕被抓辫子，但心里是很反感的。
一天，在钓鱼台国宾馆附近的马路上，正在举行欢迎外宾的仪式。一个外宾车队缓缓驶过来，众多的中小学生、市民，还有导弹研究院的数百名科技人员，举着小红旗，高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这其中就有任新民、梁守盘等科学家。
恰巧，聂荣臻的坐车路过此处，他一眼看见任新民、梁守盘、庄逢甘、梁思礼、孙家栋等熟悉的科学家身影，就对秘书周均伦说：“怎么让导弹研究院的专家参加这种活动？”
周均伦回答：“导弹研究院不是离钓鱼台近吗？每逢迎送外宾，北京市有关部门就通知院里派人参加。”
聂荣臻有些生气了：“白白Lang费科学家的时间，胡闹嘛！”
“政治任务，没办法，谁敢拒绝呀？”
聂荣臻想了想，说：“回去我给彭真同志打个电话。这种蠢事再也不能做了！”他的车子向前开走了。聂荣臻和彭真是晋察冀的老战友，他们之间关系亲密，有事经常互相关照。
当时担任聂荣臻秘书的甘子玉说：“中央决定两弹继续攻关以后，不仅对两弹研制，实际上对整个科研、教育、文化等部门，影响最大的，就是‘左’的思潮对知识分子的冲击。核武器研究院、导弹研究院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反映出来的问题带有很大的普遍性。”
当时在导弹研究院工作的聂力，接受我们的采访时，说道：“‘左’的思潮影响下，科研工作的客观规律得不到尊重，政治冲击业务更是司空见惯，搞科研的时间得不到保证，大部分时间被政治学习呀，各种政治活动呀，占去了，大家很有意见。尤其是有些科研人员被批为走‘白专道路’，这严重挫伤了大家的积极性，极大地影响着两弹的研制进程。”
那段时间，聂荣臻心里充满了矛盾。
中央让他主管科学工作五年多了，他对党领导科学技术工作方面存在问题，和对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有了不少切身感受。1959年，总参从导弹研究院抽调几十名科技人员，派到西藏搞平叛，他对此很不满。他认为，他们的任务是搞科研，而不是训练、打仗。1960年，导弹研究院按总政要求，把一两千刚分来的大学生，弄到农村劳动锻炼。他为此也很生气，把总政主任肖华叫来说，劳动锻炼不是不可以，我赞成锻炼，但必须到工厂对口锻炼，通过锻炼，业务上必须有长进，让这些大学生到农村锻炼，去种地，是Lang费！还有，科研工作连续性很强，一搞运动就把业务工作停下来，这种做法也得改。
他通过张劲夫和刘杰了解到，科学院、二机部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政治学习占用了大量时间，谁也不敢不去，动不动就给人扣上“白专道路”的大帽子，科研人员难以投入主要精力搞科研。
看来，不改变一下不行了。但是，用什么方式、方法改变呢？
时隔不久，中央下发了一份《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工作的六十条意见》，简称“农业六十条”，纠左纠偏，在全国反响很好。这让聂荣臻眼前一亮。他琢磨一下，把张劲夫叫来，提出：“我们科技战线，能不能组织力量，也搞出一个东西来？”
对此深有同感的张劲夫说：“聂总，这要看您的决心了。”
聂荣臻说：“有了这个‘农业六十条’做样本，我们也想法子搞出一个能推动科学工作发展的条例来。”
张劲夫说：“如果能搞出来，那真是太好了！”
不久，聂荣臻集中国防科委、科学院、国家科委的写作班子，由他亲自主持，制定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学工作十四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邓小平称之为‘科学工作的宪法’。在自然科学界乃至整个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一时广为传诵，科学家们为之心情舒畅，精神振奋。”
参与这项工作的聂荣臻秘书甘子玉说：“制定十四条时，聂荣臻耗费了大量心血。他的目的，就是想系统地、全面地排除当时影响科研工作的‘左’的一些做法，是他想对积郁在心中数年的问题，寻求一个总的解决办法。”
“科学工作十四条”的要点，一是知识分子政策，纠正****和学术批判中“左”的错误，鼓励科技人员走又红又专的道路，进一步阐明了“双百”方针；二是整顿科技工作的规章制度，保证其正常秩序；三是改善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其第一条就是，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第四条是，要从实际出发，制定和检查科学工作计划；第五条是，科技人员要在工作中发扬敢想、敢说、敢干，但又要与严肃性、严格性、严密性相结合的“三敢三严”精神；第六条是，保证科技人员每周有5天的时间搞科研工作；第十四条，科研单位要在党委领导下，贯彻由科技专家负责的技术责任制，基层党组织只起保证作用。
这在当时，其中很多的提法，是很大胆的。尤其是每周保证5天时间搞科研，更是过去连想都不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