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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央下了决心1955年1月15日，那块曾经被毛泽东抚摸过的铀矿石，再一次被带进了红墙之内。头一天的下午，周恩来召集国家建委主任薄一波、地质部长李四光、副部长刘杰、还有钱三强四个人，开了个小型会议。周恩来先从国际形势讲起，讲到自朝鲜战争以来，美国动辄以原子弹作威胁，在刚刚过去的1954年，从4月越南奠边府告急，到9月解放军炮击金门和马祖，再到11月中国宣布对13名美国飞行员以间谍罪判刑，核威胁一次接着一次出现。这些情况对于钱三强来说，很多是闻所未闻。
周恩来讲完后，接着由李四光汇报了铀矿的勘探情况，然后请钱三强介绍原子核科学研究的现状。周恩来还详细询问了原子反应核、原子弹的基本原理，和发展这项事业的必备条件。那个时候，原子弹是个极其神秘、极其复杂的东西，了解的人很少很少。即使是了解的人，也恐怕是一知半解。
周恩来最后说，明天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要听取这方面的汇报，地质部带点矿石来，三强用简单的仪器做一下现场演示，再侧重讲讲原子弹的基本知识和国外发展的情况，要简明扼要，通俗易懂。
可以说，这个时候，是中央做出历史性的重大战略决策的前夕。
第二天下午四点之前，李四光、刘杰、钱三强来到丰泽园菊香书屋毛泽东的办公处。这是一次专门研究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彭德怀、彭真、李富春、薄一波等中央领导人都参加了会议。
之所以选择下午四点开会，是因为前一天晚上，细心的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说，李四光下午三点以前要午睡，晚上身体又撑不住，所以三点以后开会较为适宜。就是这封信，后来成为这次会议最为重要的一个见证。
人员到齐后，毛泽东开门见山对李四光、钱三强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课。”
周恩来作出安排：“先请三强同志现场演示一下，有点感性印象，再听情况汇报。”
刘杰拿出那块铀矿石放到桌子上，钱三强用所里自制的盖革计数器，接通电源，靠近铀矿石，立即发出了“咯啦咯啦”的响声，把盖革计数器移开，响声便停止了。几位领导人好奇地亲自上前做了试验，效果一样，引得大家笑声不断，本来严肃的会场顿时活跃起来。
接着，李四光和刘杰对我国铀矿资源情况作了全面汇报。他们讲到，经过一年普查，在西北、中南、华东等地发现放射性异常点达两百多处，确认有远景的矿点11处，相信中国一定有丰富的铀矿资源，为将来大力发展原子能工业服务。
接下来，轮到钱三强了。他先从肉眼看不见的原子讲起：原子的直径只有一厘米的一亿分之一左右，如果把一个原子放大100亿倍，它就像一个直径一米的圆球。通常一个只有芝麻粒那么大的小东西，里面有万亿亿个原子。后来研究发现，原子还不是最小的，它本身的构造很复杂，像个小小的“太阳系”，每个原子中间有个微小的“太阳”，这就是原子核。原子核更是小得惊人，打个比方：假如把一个原子放大到像怀仁堂礼堂那样大，那么其中的原子核，就像一粒黄豆放在礼堂中央。
会场发出笑声。昨天，周恩来叮嘱钱三强要讲得“通俗易懂”，他为此做了精心准备。他接着讲了原子核的构成，也就是质子和电子，以及它们的关系。直觉告诉他，面前这些从战争中走来的老革命家，基本上都听懂了。毛泽东听得很专注，有时忘了吸烟，偶尔点一下头。
钱三强又挂出两张示意图，开始介绍原子弹和氢弹的基本结构。他说：“先从铀矿中提炼出铀，再把铀形成固体，加工成两块半球型浓缩铀235（或钚239），外面包上一层中子反射体，放在弹壳里，用高能炸药引爆，使两块半球型铀发生链式反应，这样，原子弹就爆炸了。”
有人点头，有人摇头，有人看着图在沉思。
毛泽东突然说：“你们让我跟苏联人谈的那个反应堆和加速器是干什么用的？”
钱三强说：“它们是进行原子能研究的基础，简单的讲，就是通过反应堆和加速器来研究、摸索和掌握核能释放的规律。二战时美国轰炸德国的军事目标，首先摧毁的就是德国的重水核反应堆。美国最担心的是德国先于他们造出原子弹，炸了反应堆，也就毁了德国的核计划。”
毛泽东又问：“我们自己没办法搞吗？”
钱三强说：“能搞，但需花很长时间，除了理论上要学习、掌握之外，我国目前的工业水平太低，制造也是一个难题。”
毛泽东点点头：“好，先不说难题，氢弹好像和原子有点关系吧？”
钱三强说：“是的，简单地讲就是在原子弹的外面，包围相当数量的重氢或超重氢，利用原子弹爆炸的高温，使重氢或超重氢发生热核反应，达到氢弹爆炸。”
毛泽东道：“这么说，原子弹又是氢弹的基础了？”
钱三强说：“也可以这么说。”
毛泽东显然想让钱三强为众人答题，问道：“那你再给我们说说，为什么有了原子弹还要搞氢弹呢？”
钱三强于是说：“广岛原子弹相当于两万吨TNT当量，苏联请彭老总去看的那一颗是四万吨，十万吨、二十万吨还能做，但因为材料的关系，再做体积就太大了。美国第一颗氢弹是1040万吨，大约是广岛原子弹的八百多倍。”
众人一阵惊叹声。
钱三强说：“当然，不仅仅是威力大小的原因，还有杀伤力的方式不同，氢弹的杀伤力主要是冲击波和光辐射，没有原子弹那么大和持久的放射性污染，也许这是使用者对自身安全的考虑吧。”
毛泽东看看众人笑道：“今天我们都是学生，不要我一个人提问题嘛，你们也都说说。”
彭德怀说：“主席，我看我们也别问什么问题了，给三强同志省点力气，三强，我就想知道，估计也是在座的人最想问你的，我们的科学家能不能把原子弹搞出来，要多久？”
钱三强没回答，看着毛泽东：“主席，回答彭老总之前，我先问个问题好吗？”
毛泽东点点头。
钱三强说：“主席，我们国家是不是下决心要搞原子弹？”
毛泽东微笑道：“我一个人说了不算啊……老彭，你的意见呢？”
彭德怀立即道：“当然要搞！”
毛泽东点点头，然后看着刘少奇。
刘少奇说：“我赞成搞，我的意见还是要尽量争取苏联的帮助，有人帮就能快一点，省点事，不帮我们就自己搞。”
毛泽东一一朝与会的领导人看去。
朱德一拍桌子：“要搞！过去我们打仗有蒋介石给我们当运输大队长，以后没有这样便宜的事了，必须自己动手。有备无患嘛，搞了不用也得搞，不然，没法踏踏实实过日子。”
周恩来说：“综合我国目前的情况，集中力量，突破原子弹，带动整个原子能事业的发展，是个好办法，我建议中央，对原子弹早下决心。”
邓小平也说：“我的意见，无论从我国面临的现实威胁，还是从民族利益考虑，原子弹都必须搞！”
陈云举手道：“我投赞成票。”
彭真、李富春、薄一波都举起了手。
所有人都看着毛泽东。
毛泽东深深地吸口烟，说：“出兵朝鲜我想了三天，要不要搞原子弹，我想了三年，结论是两句话：一，原子弹一定要搞；二，既然要搞，那就早搞。我们国家发现了铀矿，也训练了一些人，现在是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
毛泽东的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异常的振奋。早在1946年的8月，美国进行了二战结束后的第一次核试验之后不久，在延安杨家岭的一孔窑洞前，面对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采访，毛泽东发表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著名论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原子弹是纸老虎”。这个豪气干云的论断几年来一直成为中国人民蔑视美国核威胁、核讹诈的精神力量。当然，毛泽东最清楚，要想反对原子弹，自己必须有原子弹。现在，时机渐渐成熟了。战略上蔑视，战术上重视，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
…………
那天的会议一直开到晚上七点多。会后，毛泽东留大家吃晚餐。在另一个房间摆了三张四方餐桌，每桌有六样普通的菜。李四光、钱三强被特意安排和毛泽东一桌。本来不喝酒的毛泽东端起一杯葡萄酒，站起来，大声说：“为中国原子能事业，干杯！”
后来据知情者回忆，这是毛泽东在原子弹导弹方面亲自主持的时间最长的一次会议，也是最具决定意义的一次会议。为了保密起见，当时叫“原子能事业”，而不提原子弹研制。
中国制造原子弹，就在这个时候拍了板。1955年1月15日，被全世界记录为“中国正式下决心研制核武器的起始日”。
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是：当年美国启动“曼哈顿计划”（即美国原子弹研制计划）这样改变世界进程的重大决定，也没有签署过任何文件，后来翻遍档案资料，只找到一件与这项重大决定有关的一张纸片，是1942年1月19日罗斯福总统写给美国国家科学院办公室主任V?布什的，只有短短的几句话：“很好归还你处我想你最好将此件锁进你个人的保险柜里。”
这里所指的“此件”这份文件，是指1941年11月27日，布什本人呈交罗斯福总统的美国国家科学院第三份关于铀研究进展的报告。
事情又一次巧合了。中国的这项重大决定，也没有签署任何正式的文件或会议记录。现存的文字记录，除了周恩来办公室台历上写的“约李四光、钱三强来谈”几个字，还有便是周恩来1955年1月14日晚上用毛笔写给毛泽东的三页信。
时隔32年后的1987年，中央文献研究室根据周恩来在台历上写的字，找钱三强了解当时的情况，才揭开这一重大秘密。
5苏联终于伸出了援手随着美国与其盟国在核技术领域的合作由秘密走向公开，苏联迅速改变策略，赫鲁晓夫公开宣布：将帮助中国和东欧四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利用原子能研究。
消息传到中南海，毛泽东指示周恩来，立即组织一个代表团去苏联，重点谈“一堆一器”。
周恩来决定，由刘杰、钱三强率代表团赴苏。代表团出发之前，周恩来特意把刘杰、钱三强叫来，叮嘱说：“这一次只谈原子能，不谈原子弹。”
二人有些困惑地看着周恩来。
周恩来说：“苏联对外公开宣布的是帮助我们进行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研究，这个话既是说给别人听，也是说给我们听的，不要一上来就给人家出难题。另外，苏联希不希望我们搞原子弹，或者说愿不愿意看到将来的中国掌握原子弹，从目前情况看还不清楚，所以，决不可贸然行事。”
二人点点头。
钱三强提到请苏联帮助培养核物理方面人才的问题：“以前核物理专业敏感，我们派往苏联的留学生拿不到签证，只好改学其他专业。这次我们去谈一堆一器，只要能谈成，就地让他们改学一堆一器。”
周恩来思索道：“这个不难，苏联方面应该没问题吧。”
钱三强说：“我想说的不是这个，总理，我国在苏联不是有好几千留学生吗？我们在核物理方面的人才缺口很大，能不能从他们中挑选一些专业相近的学生，比如机械、无线电理论物理等，让他们改到与原子能相关的专业上来……总理，不谈原子弹，不等于我们自己不搞啊？”
刘杰激动地道：“好主意！”
周恩来沉思不语。
钱三强内疚地说：“总理，我让您为难了，我只顾为自己着想，其实那些专业国家同样急需要人才。”
周恩来点头道：“是啊……不过这里面仍有个轻重缓急，核是我们目前的重中之重，急中之急，也是急需突破的难中之难啊。好，这事我来办！你尽快拟一个单子交给我。”
代表团赴苏，成效喜人。1955年4月，中苏秘密签订关于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研究性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协定。同时，经苏联政府同意，中国从正在苏联和东欧的留学生中紧急抽调三百多名学生，改学原子能相关专业。
后来，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他这时或许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就是如果中国开始涉足一点原子弹，对美国也会形成一种压力，从而使苏联受到的压力有所减轻。
为了加强对原子能事业的领导，1955年7月，中共中央指定陈云、聂荣臻和薄一波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工作。中央之所以安排这三人负责，因为陈云是主管经济的，搞原子弹要花大笔的钱，需要他支持，聂荣臻是负责军队科研装备工作的军委副主席，薄一波是国家建委主任，大规模搞原子能建设离不开他的支持。
6钱学森回中国，不是去种苹果的中国原子弹计划秘密启动时，后来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的钱学森，正在美国过着囚徒般的生活。
钱学森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35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1936年获硕士学位，后入加州理工学院，1939年获航空、数学博士后留校任教并从事应用力学和火箭导弹研究。钱学森在美国名气很大，除了科学上的成就，还因为他对美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二战期间，他参加了许多军事科技的研究。1942年，与他的导师冯?卡门等人一起完成了美国“下士”导弹的研究，这是美国最早的导弹。美国的飞机由亚音速改为超音速，他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他还同时担任了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的顾问和火炮研究所的顾问。1945年，德国战败后，他被美国以军人身份派到德国考察。考察团成员都是各个领域顶尖的科学家，回美国后写报告，一共九章，钱学森一个人写了六章。这个报告对后来美国的科学和军事发展影响很大。战后，美国人把他视为英雄，赞扬他对战争的胜利做出了“无法估价”的贡献。但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钱学森要离开美国不行，要回中国更不行。
1950年8月，准备回国的钱学森一家被美国移民局扣押，开始说钱学森是***。后来把他打包的行李全部撬开了，发现里面有八百多公斤书、笔记、相册，然后就开新闻发布会，说钱学森是间谍，窃取了大量机密准备带回中国。这样就有了理由，拘押钱学森，把他关到了太平洋上的一座叫特米诺的小岛上。
钱学森一案当时轰动了美国。《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等大报头版上都登了钱学森的照片。为了收集所谓间谍的证据，美国政府专门召集了一批科学家，一页一页研读他的那些笔记、资料，试图从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结果却一无所获。有一位航空专家在审读结论里写下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所有这些书籍、资料，远不及装在钱博士脑子里的东西重要。”
移民局的人来讯问钱学森，有这样一段对话审讯官说：“你是否忠于美国政府？”
钱学森说：“我的行动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用自己的知识在为美国服务。”
审讯官说：“你不承认是***，可是为什么选择在***控制中国后才回去呢？”
钱学森说：“选择什么时候回国，是我个人的自由。”
审讯官说：“你信仰共产主义吗？”
钱学森说：“我信仰科学。”
审讯官说：“你的目的地为什么是大陆而不是台湾？”
钱学森说：“我的聂荣臻在大陆。”
审讯官说：“你愿意效忠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还是大陆的***政府？”
钱学森说：“我忠于中国人民。”
审问没有结果，美国当局被迫释放了钱学森。最后给出的结论是：鉴于钱学森有***嫌疑，依据美国“国家安全条例”，予以驱逐出境。同时依据该条例中“必须防止具有科技背景的外国人离境，以免为敌国利用暗中破坏美国军事防御能力”的条款，钱学森不得自由离境。
虽然从特米诺的小岛回到了家，但钱学森仍然处于被软禁的状态，他的住所有人监视，不准他离开居住地洛杉矶，每两个月他要到移民局报到一次。有国不能回，令他万分焦虑。
1955年初的一天，钱学森夫人蒋英偶然得到一份中文画报，封面上是1954年10月1日建国5周年时，毛泽东等领导人站在***城楼上的照片，照片上还有一个熟悉的老人陈叔通，他的职务是全国**副委员长。
这让钱学森夫妇喜出望外。陈叔通是钱学森父亲钱均夫的老师，算是钱学森的太老师，两家是世交。于是，他们决定给陈叔通写一封信。
夜晚，钱学森写道：“在美留学生归国禁令虽已取消，然我陷囹圄，住所被监视，电话被窃听，信函被拆，出入有人跟踪，每月尚需到移民局接受传讯。学森犹如身在牢笼，寸阴若岁，恳请祖国助我还乡，以尽人伦，以偿报国之夙愿，切切……”
写到这里，钱学森已是泪流满面。
蒋英后来回忆说：“当时中美不能通信，也不敢直接朝中国发，就把信封好，外面再套一个信封，先寄到比利时我妹妹那儿，请她转给太老师。信封是我用左手写的，模仿儿童的笔画。但还是担心万一信落到他们手里，被拆开，就坏了，我们就想了这个办法。”
蒋英利用逛超市的机会，甩开了跟踪的人，把信投进了信筒。
这封信到达周恩来案头，已是两个月后。周恩来把负责和美国人谈判的王炳南找来，研究对策。周恩来愤怒地说：“美国不是说任何想回中国的人都是自由的吗？这就是铁证，你拿到日内瓦去，让美国人看，他们要是看不明白，读给他们听。”
王炳南说：“总理，关于释放美军战俘的日期尽早敲定下来好，我的想法是，一谈起来，就放人。”
周恩来说：“看到钱学森这封信，我心中实在不安啊，‘先谈判、后放人’的方案，恐怕力度还不够。我的意思是：先放人，再谈判！以表示我们最大的诚意。”
经毛泽东同意，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前一天1955年7月31日，中国政府依照法律程序，提前释放阿诺德等11名被俘的美军飞行员。
1955年8月1日正式会谈前，双方一见面，王炳南大使就告诉美方负责人亚?约翰逊，中国已经提前释放了11名美国飞行员。这本来是要谈的内容，还没谈，问题就解决了，而且一放就是11个，大大出乎美国代表团的意料。接下来的会谈，约翰逊一再声称，美国早已取消了扣留中国留学生的禁令，对愿意回国的人不加任何限制，没走的都是自愿留下来的，意思就是说钱学森自己不愿回来。王炳南就把钱学森的信以及翻译件拿出来让对方看。亚?约翰逊当即表示，马上和国内联系。
为了配合日内瓦的谈判，促使美国放人，美军飞行员在香港转机时，中国有关部门通知了所有在港的外国新闻机构，世界各大报、电台第一时间报道了这件事。美国再不放人，恐怕说不过去。8月4日，美国飞行员在港转机的同一天，美国政府解除了对钱学森的禁令。
临回国之前，钱学森带妻子蒋英和两个孩子来和他的老师冯?卡门道别。冯?卡门是世界闻名的航空大师，是钱学森的恩师。
钱学森说：“老师，我们要回国了，是专程来向您告别的。”
冯?卡门有些伤感地点点头，又摇摇头，轻轻叹息一声。
刚刚坐下的钱学森又站起来，恭恭敬敬地把一本书递到冯?卡门手上。是《工程控制论》。在被软禁的5年里，钱学森不能继续从事火箭导弹和航空方面的研究，他为了不给自己带来麻烦，独自走上了另一条道路，集5年心血完成了《工程控制论》一书，后来被誉为系统工程领域的开山之作。
冯?卡门默默翻动书页，慢慢抬起眼帘，看着钱学森，说：“驱逐你，又不让你走，他们的目的是要你所掌握的一切知识变得陈旧过时，而你却变得更加博大、宽广了……在学术上你已经超越了我这个老头子。我为你骄傲。”
钱学森说：“不，老师，谢谢您为我所做的一切。”
冯?卡门微笑着，目光里充满依依惜别之情。
钱学森的眼睛也湿润了。
1955年10月，钱学森一家终于登上了回国的轮船。他是被驱逐出境的。
这时候没有多少人会把钱学森和中国导弹联系起来，以中国的经济和科技水平，不可能搞导弹，而钱学森已经有5年没从事过专业研究了。但有一个人似乎预感到了什么美国海军次长金贝尔，这位钱学森曾经的朋友，也是扣押钱学森的主要幕后策划人，在得知钱学森最终离开美国后，说了一句话：“钱学森回中国，不是去种苹果的。”
船过马尼拉，美联社一名记者向钱学森提出了一个长期困扰新闻界的问题：“你是否是***员？”
钱学森坦率地回答说：“我还不够做一名***员。因为***人是人类最崇高理想的人。”
到达香港九龙，有记者用英语提问。钱学森说：“对不起，现在我要说中国话了。”
1955年10月8日上午11时25分，钱学森一家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11月5日，在北京饭店，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陈毅元帅接见了钱学森，代避总理欢迎他回来。钱学森谈到，新中国成立才短短5年，变化之大是他没想到的。陈毅感慨地说：“这仅仅开了个头啊，国家让清帝国的辫子拖得太久了，让西洋的鸦片、东洋的铁蹄，糟蹋得太苦了，比起你呆了20年的美国，中国大大的落后了。我们这些人打仗还行，搞建设就是外行了，所以千方百计把你们这些科学家请回来，目的就是要把国家建设得好起来，强大起来。”
钱学森就觉得自己一腔热血奔涌。陈毅建议他多走走，多看看，多了解一些国内的情况。国家安排他到中科院刚成立的力学研究所担任所长，其实他从内心里希望国家早一点开展导弹火箭的研究，这也是他回来主要想做的事情。
无独有偶，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火箭专业教授任新民、周曼殊、金家骏3人，直接给中央军委写信，提出了在中国研制火箭武器和发展火箭技术的建议。信到了彭德怀手里，彭德怀很重视，却由于导弹是个太神秘的东西，谁也没有见过，所以不知道怎么处理好。
年底，钱学森提出要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观，彭德怀闻此消息，连忙指示在北京的副总长兼院长陈赓，立即乘坐专机飞往哈尔滨，隆重迎接钱学森。钱学森在陈赓陪同下参观了空军、海军、炮兵工程系。
在观看一座风洞设备时，钱学森对在场的人说：“一个国家要发展自己的军事工业，小到枪、炮，大到航空航天，必须要有大量的风洞设备，这是基础中的基础。二战结束时，美国人从德国抢搞风洞研究的科学家，苏联人抢风洞设备，在日本也一样，美国先炸，没炸完的运回国内，运不走的丢在了海里，战后禁止德国、日本发展尖端军事工业，风洞设备被列在首位，就是想从根儿上掐断它！”
陈赓边听边点头，若有所思地看着风洞：“没想它还是这么个宝贝，看来咱们要搞导弹还离不了它呀。”
钱学森笑道：“这只是个教学风洞，搞导弹它可不够格儿。”
陈赓问：“钱先生，那种风洞我国什么地方有？”
钱学森摇摇头：“据我所知，即使这种教学风洞，我国也只有北大、清华和你们这儿有，加起来不过三五个，能用于武器型号研究的目前还是空白。抗战前南昌有一座，一开战日本就把它炸了。”
陈赓着急地说：“那就赶快建呀！”
钱学森点点头：“是要建，不仅军事工业，国家和平建设也急需呀，比如航空工业。”
钱学森说着拿起一个火柴盒大小的飞机模型对众人道：“这座风洞目前只能研究这样的模型，模拟风速只有每秒几米、十几米。美国的跨音速、超音速风洞里已经能做我们人这样大小的模型了。苏联在这方面比美国还有魄力，能把一整架飞机开进低速风洞里做试验。”
钱学森一席话，让众**开眼界。
陈赓忍不住上前握住钱学森的手，问：“钱先生，你看，咱们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
钱学森毫不犹豫地回答：“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
钱学森的话令陈赓顿生豪气，连声说：“好！我就要你这句话。”
应该说，陈赓大将是最早为导弹积极奔走的高级将领。彭德怀住在医院里，想见钱学森，陈赓于11月26日上午陪同去了。一见面，彭德怀紧紧握住钱学森的手，急切地说：“欢迎啊！我们太需要你这样的火箭专家了。我请你来，是想向你请教的。恕我直言，射程500公里的导弹，我们自己能造出来吗？造这样的导弹需要什么样的人力物力条件？”
钱学森一一做了回答，彭德怀十分满意。
1956年2月上旬的一天，叶剑英请钱学森到位于景山公园附近的家里吃饭，又是陈赓作陪。餐桌上，三人如同老朋友一般。叶剑英对钱学森开玩笑说：“陈赓这个人难缠得很，你可离他远点。自打从哈尔滨回来后，打着你的招牌，找彭总，陈老总，找聂帅，说钱先生说了，我们自己能造出导弹来。今天我可没请他来，是他一听说你要来，自己跑来的，我看他是把你给缠上了。”
钱学森笑说：“陈将军为人坦荡、直率，我们是一见如故。”
叶剑英说：“坦荡直率不假，想拉你搞导弹也不假。陈赓，我没说错吧？”
陈赓笑着点头道：“叶帅，难道您不想啊？”
叶剑英说：“我当然想，不过，你说钱先生答应你搞导弹，我还是想亲耳听听钱先生意见。”
陈赓道：“叶帅，您是不相信我，还是不相信钱先生？”
二人望着钱学森。钱学森于是说：“叶帅，学森说那句话，决非一时冲动。”
叶剑英点点头道：“你不是一般的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宝贝，不只是一个导弹需要你呀，这个问题你想过没有？”
陈赓急忙道：“这事我替钱先生想过，事有轻重缓急，我看导弹就是眼下最重最急的事。国家宝贝，就应该干国家大事，这是好钢用在刀刃上，叶帅，这事您可不能含糊！”
叶剑英说：“陈赓，我看你这颗脑袋里只剩下导弹了。”
陈赓一挺胸：“本来就是嘛！”
钱学森又说：“叶帅，学森回来就是为国服务的，自从踏上祖国的那天起，就把一切交给国家了，无论安排我做什么，学森都会倾尽全力，决无怨言。但正如陈将军所说，现在的中国急需搞出自己的导弹，而这也正是学森所长。如果能参与这件事，干成这件事，学森一生再无它求。”
叶剑英大声说：“好，好。导弹这东西集现代科学于一身，技术复杂，工程浩大，其难度不亚于打一场淮海战役。技术上有你领头来抓，再合适不过了。你这个人选，彭老总、陈老总、聂帅，我们几个是早就认定了，等的就是想亲耳听你说出来。”
陈赓端起酒杯：“这就对了，喝酒，喝酒！”
三人越说越来劲，末了，陈赓提议，立即去找周恩来拍板。叶剑英知道这时候周恩来正在离此不远的“三座门”参加一个舞会，借着酒兴，同意去见。于是，三人也没要车，甚至没带警卫，步行直奔“三座门”。
“三座门”是军委办公厅所在地，就在故宫的西北角，景山西侧。到了那里，陈赓进了舞厅，二话不说，就把正在兴头上的周恩来叫出来。周恩来责怪说：“你又搞什么名堂？”
陈赓附着周恩来的耳朵：“我们把钱学森先生拉来了，想跟您谈导弹呢。”
周恩来轻轻地“哦”一声，朝门口张望一下，急忙走了出来。这是周恩来和钱学森第一次见面，钱学森异常激动地伸出手来，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一时有些语塞。
周恩来热情地说：“学森先生，我是周恩来，欢迎你啊！”
钱学森说：“总理，谢谢您，谢谢祖国帮我实现回家的愿望。”
周恩来说：“你在外受苦了……”
说罢，二人紧紧拥抱在一起，两人的眼睛都有些湿润了。
外面很冷，四个人找了个小会客室坐下。主要是钱学森在讲，他说，火箭、导弹集现代科学于一身，技术上的突破，可以直接为航空服务，带动材料、电子、计算机等科学的发展，对带动我国科学技术的整体发展大有好处。
周恩来听完后，郑重地说：“学森先生，把你对火箭、导弹发展的设想，尽快形成一个书面的报告，好不好？交由中央讨论。”
钱学森重重地点点头。这是周总理的嘱托，这副重担就这样压在了他的肩上。让他至为感动的另一件事是，分手的时候，周恩来叫了他一声“学森同志”。这是回国后，头一次有人称他为同志。
他成了***人的“同志”。他没想到会有这么快。
中国导弹火箭的宏伟蓝图，也就这样开始了描绘。钱学森堪称绘制这个蓝图的第一人。